行政權和司法權的專橫和武斷不過弄臟了水流，立法權的濫用則敗壞了水源。盡管立法權較之行政權和司法權異化的現實表現要少，但就權力濫用的危害而言，卻比其它兩權有過之而無不及。
2008年2月，一份立法招標公告出現在太原市人大網站及當地媒體上，內容是起草《太原市文化產業促進條例(草案建議稿)》。截
至目前，已經有七八家投標單位報名參加。（《民主與法制時報》3月23日）
以往的部門兼任立法者和執法者雙重身份，造成立法部門化、利益化現象嚴重。在這種背景下，太原人大探索立法招標，規避政府部門利益立法應運而生。
盡管太原不是第一家進行立法招標，但還是受到了輿論的關注。原因無它，在當下中國，建設法治國家已成為一種濃重的時代訴求。而在依法治國進程中出現了諸如法律工具主義、法律實用主義和法律紙面化等一些不良狀況。造成這種狀況的因素當然是錯綜復雜的，但是，部門利益法定化現象無疑不可忽視。
部門利益法定化是在推行依法行政的新形勢下部門利益實現的獨特形式。職權法定、行為法定、程序法定，是依法行政的內在要求。因此，把體現部門利益的職責法定化，就等于為部門利益上了合法化的保險。根據美國行政學者威爾遜在《美國官僚政治》一書中的描述，美國政府部門對約束自己的法律，有一種排拒心理。但我們的政府部門卻是爭相跑立法規劃。對那些職責交叉、職責延伸日久的部門來說，都想立法，最終誰也難以及時出臺。如某省數年出臺不了一部《省高速公路管理條例》。
太原人大探索立法招標，規避政府部門利益立法是對立法權可能濫用的必要警惕，在當前有著相當的積極意義。任何一種權力都存在著濫用的潛在危險，權力越集中越龐大越容易出現濫用，權力越與資源配置和利益安排相關聯越容易滋生腐敗。立法權也是如此。由于立法本身就是配置資源和安排利益的過程，立法權與其它權力相比,和資源配置及利益安排關聯最密切，因而也難以根除立法領域的權力濫用的可能。假設立法權濫用的潛在危險成為現實，完全可以套用一句流行的話，行政權和司法權的專橫和武斷不過弄臟了水流，立法權的濫用則敗壞了水源。盡管立法權較之行政權和司法權異化的現實表現要少，但就權力濫用的危害而言，卻比其它兩權有過之而無不及。由此，太原市的探索意義得到顯現。
太原人大探索立法招標，規避政府部門利益立法是奉行立法有限理性的結果。簡單地說，在法治的含義和精神裏，立法權與其它權力一樣都是有限的。法律生活的現代化，決不只意味著引進和移植現代國家的法制進行立法，更重要的是，要把這種紙上的“近代法典”變成我們生活現實中的事實。而這些離開了公眾的參與，離開了立法對社會資源分配的正義性是難以實現的。
太原人大探索立法招標，規避政府部門利益立法對我們有著多重的啟迪，其中最重要的在于公共理性在整個社會的滋長和有關方面對公眾權利的自覺尊重。 (舒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