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的醫生曾連續工作36小時以上”“83%的醫生稱同事中有人患癌症”“75%的醫生年收入低于4萬元”……本報此前連續三期推出的“中國醫生生存狀況調查”係列報道公布了以上數字，反映了中國醫生生存的部分現狀。與此同時，在對百姓進行的調查顯示，僅20.80%的人認為醫生是“白衣天使，很光榮”，43.61%的人稱這一行
業“費力，但不討好”。
面對這樣的現狀，醫生們又是如何看待自己職業的呢？此次，本報與丁香園網站進行的網絡調查，及在北京、上海、廣州、武漢、長沙、南京、西安、成都8個城市19家醫院進行的問卷調查顯示，在參與調查的2183名醫生中，43%的人對工作“既喜歡又怕”，僅8%的人表示“很熱愛”這一職業，89%的醫生想過“離開醫院”。
43%的醫生對工作“既愛又怕”
作為讓老百姓健康所係，性命相托的職業，醫生自誕生伊始就被賦予了神聖、崇高的地位。但在此次調查中，當問到“你如何評價自己的職業”時，43%的醫生盡管喜歡，但“也害怕，怕病人鬧事，怕值夜班”，24%的人認為“它僅僅是一份工作”，僅8%的人表示“很熱愛”。同時，89%的醫生常聽到身邊同事對工作的抱怨，89%的人想過要離開醫院。
“盡管數據中可能有些情緒化的因素，但也反映了很多醫生，特別是年輕醫生的想法。”衛生部中日友好醫院副院長高海鵬、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助理袁鐘、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天壇醫院副院長王擁軍對調查結果的看法出奇得一致。高海鵬院長表示，屬于醫生的榮譽和價值肯定，要從後半生才開始。大多醫生年輕時工作強度大、收入低，還得面對醫患矛盾。中國醫師協會副會長鄧開叔也表示，醫生狀況目前苦樂不均。35歲以上的醫生職業滿意度高些，35歲以下的年輕醫生則容易萌發“走”的念頭。王擁軍院長則告訴記者，他們醫院每年都有人放棄“醫生”職業，去一些醫藥公司賣藥，甚至做起了和醫學完全不搭邊的工作。2007年，甚至有一位外科醫生在《中國青年報》上刊文，無奈地稱：“我不想再做醫生，哪怕去街邊弄個鐵桶賣烤紅薯，哪怕去擦皮鞋。”
北京某三甲醫院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醫生告訴記者，從邁進醫學院大門的那一刻開始，他就認為醫生是世界上最神聖的職業。“張孝騫、林巧稚這些醫學大家更是我們的榜樣。但目前我們所處的大環境和他們當時完全不一樣了。他們那時不用貸款買房，不愁工資不夠花，更不用怕有些患者的過激言行。可我們現在工作累、收入低不說，還得處處如履薄冰，橫跨‘醫院’和‘法院’之間。壓力一大，難免抱怨兩句，偶爾也會賭氣地想‘幹脆不當醫生了’，但冷靜下來想想，還是舍不得這個職業，所以必須堅守。”
醫生壓力來自何方
誠然，導致醫生抱怨，甚至產生離職想法的原因在于巨大的生理和心理壓力。調查中，98%的醫生稱自己每天都面臨巨大壓力。對此，專家們認為，醫生壓力主要來自以下方面。
首先，醫患關係存在矛盾。調查中，80%的醫生表示，其壓力主要來自醫患關係。的確，近年來，有關醫患矛盾的事例和數字經常傳出。在一些患者眼裏，醫生成了冷漠的、可牟取灰色利益的職業。有患者甚至攜帶錄音筆和攝像機就診，記下醫生的言行，以備將來“對簿公堂”。我們的調查也顯示，僅2%的醫生沒碰上過患者或家屬辱罵醫生。王擁軍院長告訴記者，20多年前，患者對醫生無比信任，即便醫療中偶有差錯，患者也能理解。“當時，一個醫院一年有1例醫療糾紛就是很了不得的事了；可現在，有的醫院一年就七八十例。醫患關係的緊張實在讓人悲哀。”
而有的百姓認為，問題的主要責任在醫生。“有的醫生拿紅包、回扣已經成了‘家常便飯’，有的醫生態度惡劣，冷冷地問幾句話，就把病人打發走了。別說懸壺濟世了，就連基本的工作態度都不能保證。能讓老百姓不抱怨嗎？”面對百姓的抱怨，很多醫生其實也能理解，一位年輕的醫生留言稱：“我們有時是覺得委屈，但仔細想想，現在不少醫生的醫德確實比以前差了很多。拿我自己來說吧，一天下來看幾十個病人，已經成了機械運動，很難想到坐在對面的是個活生生的人，一個急需幫助的病人。”病痛折磨下的患者往往更脆弱、敏感，哪怕一句不耐煩的言語，都會給他們帶來莫大傷害。中國人民大學心理研究所所長俞國良教授指出，醫患矛盾的產生有體制、醫生和患者等多個因素。“但無論如何，醫生對自身的肯定主要來自患者的肯定，如果長期得不到肯定，容易讓他們產生職業倦怠。而醫患矛盾又容易使他們產生焦慮、抑鬱等負面情緒。”調查中，僅5%的醫生表示，自己從沒焦慮或抑鬱過。
其次，高期望與醫療中不確定性的懸殊。有人說，再年輕的醫生，在病人眼裏也是長者，他肯向你傾吐一切；再無能的醫生，在病人眼裏也是聖賢，他認為你可以解決一切。醫生的神聖在于此，醫生之難也在于此。“的確，醫生是一個成就感與挫折感並存的職業。”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于海告訴記者，老百姓由于對疾病不了解，因此對醫生有著超出尋常的期待；百姓的高期望使得醫生對自身的期望也很高，希望盡快把病治好。但醫學的不確定性又會不斷帶給他們挫敗感。俞國良教授也表示，醫生對自身的高期望與實際知識、能力出現偏差，是壓力主要來源之一。
再次，對未來迷茫和困惑。調查中，當問到“對未來工作方向預期”時，僅5%的醫生“充滿希望”，63%的人選擇了“一般”，32%的人甚至認為“沒指望”。上世紀90年代，身為麻醉科醫師的臺灣作家侯文咏描寫了大醫院中實習醫、住院醫師的真實生活。他們不知要寫多少篇論文才能擠進有資格晉升的“茫茫人海”，不知其間會不會因一個失誤就“丟了飯碗”。高海鵬院長指出，對前途的迷茫是很多醫生面臨的最大困惑。俞國良教授則指出，醫生每天要面對大量患者和同類疾病，時間長了難免產生“審美疲勞”。“但這個職業的性質決定了他們必須勤奮吃苦、默默奉獻，能耐得住寂寞。”
最後，來自收入等其他因素。“醫生收入並不高”在本報第237期頭版《醫生收入低不低》中已做過詳細報道。此外，王擁軍院長告訴記者，國外醫生的工作只是把病看好，但中國醫生還得承擔醫保、公費醫療等負擔，這些出了問題，同樣得懲罰醫生。很多醫生表示，他們的理想就是“有一天，能專心致志地看病，不用想一些其他的事。”
當然，調查中同樣有讓人感動的數據——65%的醫生背後有家人的支持；69.55%的百姓認為醫生收入和付出相比“偏低”。袁鐘教授表示，如果說醫生在踏入行業門檻的那一刻就選擇了奉獻的話，其家屬的付出也絲毫不亞于他們。
醫生壓抑，受害的是百姓
當巨大的壓力接踵而來，醫生難免在工作中變得敏感、緊張、壓抑。“這樣下去，最終傷害的只能是老百姓的利益，給整個社會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王擁軍院長指出，“以前我們會對剛入門的醫生說，‘你們要時刻以患者利益為重’；但現在，醫生首先考慮的是如何在診療過程中保護自己。拿腦血栓溶栓來說，目前中國每年有100萬人需要接受這種治療，但真正做的只有1000多人。這是因為溶栓治療中有60%並發症的可能，醫生不願承擔這樣的風險。保守治療對百姓肯定不利，但也是醫生現階段保護自己的無奈之舉。”
從醫學發展來看，高海鵬院長指出，失去創新激情的醫生只會得過且過，甚至半途而廢，從而造成醫學發展的整體滯後。“如果說上世紀，郭沫若、魯迅等人棄醫從文，是追求進步的表現。那麼今天，醫生放棄多年的醫學生涯，更多的是一種無奈。很多後來轉行的人和我說起這事時，都或多或少流露出些許遺憾。”袁鐘教授表示。
醫生心態發生了變化，也讓整個行業的發展前景也令人憂心。調查中，81%的人認為近年來醫學院的生源質量“逐年下降”，71%的人反對自己的子女再當醫生。此前中國醫師協會進行的調查也顯示，醫生的子女願意再當醫生的僅為17%。“現在的醫學生的確不如過去，中華醫學會倫理學分會主任委員李本富指出，這首先由于醫學院的準入門檻比以前低了；其次，醫學生們看得多、學得多，但實踐機會比以前少了；最後，醫生社會地位的下降使得不少醫學生畢業後另投其他職業。對此，袁鐘教授表示，目前這種人才流失的情況可能一段時間內並不會表現得特別嚴重，協和醫科大、北醫、首醫這些重點醫學院校也不會門可羅雀。“但不可否認，醫生的這種心態會讓其子女或學生深受影響。如果到將來，好醫生越來越少了，百姓的健康誰來保障？”
醫生需要更好的生存環境
盡管有委屈、有抱怨，甚至想過“跳槽”，但中國仍有600萬醫生依然堅守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履行著偉大的誓言。而社會，也應最大限度地為他們提供一個和諧的生存環境，讓他們能專心科研、全心全意治病救人，這也是為了百姓自身的利益和整個社會的利益。
鄧開叔會長表示，醫患雙方必須冷靜看待當前的醫患關係。首先，醫生要重建自己的職業榮譽感和使命感。美國某報社舉辦過一次“在這世界上誰最快樂”有獎徵文，其最佳答案有三：一、挽救患者生命的醫生；二、忙了一天，為嬰兒洗澡的媽媽；三、作品剛完成，自己吹著口哨欣賞的藝術家。作為接觸到人類最高價值、充滿人道主義精神的職業，醫生的地位和重要性不言而喻。
其次，以德服人。我國著名醫學家張孝騫指出，“醫生要有科學家的技術，傳教士的心靈”。“這聽上去有點難，其實很簡單。”袁鐘教授表示，“哪怕多和病人說兩句，多給一些笑臉，對病人來說就是莫大的安慰。有個病人對我說過，當他躺在手術臺上感覺很無助時，一個醫生走過來摸了摸他的頭，他立刻感動得熱淚盈眶。這對醫生來說很難嗎？其實一點都不！”這就是醫德。美國紐約東北部的撒拉納克湖畔，鐫刻著特魯多醫生的名言：“有時是治愈；常常是幫助；總是去安慰。”俞國良教授則向醫生提出了“六心”，即愛心、熱心、用心、耐心、精心和信心。
對患者而言，則要充分理解醫生，給他們寬松的環境。醫生也是普通人，更有好心人。俞國良教授認為，患者應該具備“四心”，即同心(設身處地為醫生著想)、放心、安心、開心。軍事醫學科學院附屬醫院乳癌科主任江澤飛說：“人類99%的疾病可能目前還沒辦法完全攻克，這是必須接受的現實。所以患者對醫生的預期千萬不要太高，否則會給他們過大壓力。”王擁軍進一步指出，當遇到醫療糾紛時，患者要用正當方式去解決。打罵醫生，不僅是個人的悲劇，更是社會的恥辱。
從制度上來說，幾位專家都呼吁，國家應加大投入，將醫生和患者之間“錢”的紐帶斬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