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至10日，中央臨時政治局在瞿秋白主持下，于上海召開擴大會議，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紐曼出席。會議實行懲辦主義政策，將毛澤東、彭公達、張國燾開除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增選周恩來、羅亦農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
11月14日，中央臨時政治局召開常委會議，決定調整中央組織機構：不設部，在中央常委會下設立組織局（相當于中央書記處），由羅亦農、周恩來、李維漢組成，羅亦農為主任。不久，羅亦農代表中央去武漢指導工作，周恩來代理組織局主任。組織局領導組織科、宣傳科、軍事科、特務科、調查科、交通科、文書科、出版分配科、會計科和婦女運動委員會。會議決定李維漢兼任中央常委會秘書長，鄧小平任組織局秘書，楊之華任婦委主任；設立職工運動委員會，蘇兆徵兼主任；設立黨報委員會，瞿秋白兼主任。
1928年5月9日，由中央臨時政治局演化出一個“留守中央”。4月末，中共中央常委會決定：瞿秋白、周恩來去莫斯科籌備與組織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臨時政治局常委羅亦農已于4月犧牲，只留常委李維漢在國內，與臨時政治局委員任弼時、原江蘇省委書記羅登賢組成“留守中央常委會”，主持與領導國內黨的日常工作。劉昌群代表共青團留守中央，參加留守中央常委會議。這個留守中央，5月9日正式開始工作。
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開的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選舉產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但因新的中央領導班子尚未回國，所以留守中央及其政治局，仍舊堅守崗位，繼續工作。7月9日，中共六大致電國內留守中央政治局常委：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統一群眾、團結群眾于黨的主要口號之下，加緊日常工作”；黨的主要任務“仍舊是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土地革命，力爭工農民權獨裁制的蘇維埃的政權，繼續堅決的改造黨”；黨的主要危險是“與群眾的脫離”，要“堅決反對盲動主義”，“擴大蘇維埃的根據地及加緊組織紅軍”。7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在莫斯科決定：向忠發、蔡和森、李立三、徐錫根第一批回國，組織中央機關，留守中央常委繼續工作。8月29日，上述四人回到上海，立即召開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特別會議，留守政治局常委出席。9月2日，新的中央開始工作，留守中央即告結束。
一年業績留黨史
第一個臨時中央成立後，在十分殘酷的環境中，開展了一係列有效的工作，使革命之火繼續燃燒，由衰而盛，顯示了中國共產黨的強大生命力和中流砥柱作用。
筆者根據文獻記載統計，在一年多的時間內，臨時中央、臨時政治局及留守中央，共開過80多次會議，作出過74個決議，發表5個宣言，發出94個通告、指示和通知，組織了3次重大行動，組建了8個黨的分局，創辦了2個刊物。盡管它犯過一些“左”傾的錯誤，給黨的事業造成不小損失，但臨時中央的工作依然彪炳史冊。此間犧牲的羅亦農、夏明翰、郭亮、向警予、陳延年、陳喬年等同志，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臨時中央、臨時政治局及留守中央一年間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政治路線方面：1927年7月13日，中共臨時中央常委會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對時局的宣言》，公開揭露汪精衛的武漢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的反動罪行。在“八七”會議上，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批評和糾正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但是，由于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仇恨和對陳獨秀錯誤的不滿，“左”傾情緒發展起來，從而助長了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黨內出現宗派主義的過火鬥爭。8月21日，臨時中央發布《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任務與策略的議決案》,指出：現階段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不但反封建，並且要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統治。現在本黨的總方針是組織各省之武裝暴動。因此，要創造新的革命軍隊。8月29日，臨時政治局常委會通過《兩湖暴動計劃決議案》，指出：“暴動為實行徹底的土地革命，即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殺盡土豪劣紳及一切反動派，沒收其財產。”9月19日，臨時中央作出“決議”：土地革命和民權革命“已經不用國民黨作自己的旗幟”，應適時組織蘇維埃，在農村“一切權力屬于農會”。這樣，黨就走上了獨立自主的領導中國革命的道路，拋棄了對國民黨的任何幻想。
11月9日至10日，在羅明納茲指導下，瞿秋白于上海召開的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卻出現曲折。會議認為：中國革命的性質是“無間斷的革命”，必然急轉直下，從民權革命進入社會主義革命，要創造總暴動的局面。會議還要求用工農幹部替換非無產階級化的知識分子幹部，“使指導幹部工人化”。後來，李立三進一步提出：在黨的領導機關中，把知識分子的作用降低到最小限度。周恩來表示明確反對。這次會議實行懲辦政策，錯誤地給周恩來、毛澤東等多名幹部以紀律處分，形成以瞿秋白為代表的“左”傾盲動主義，並在中央佔了統治地位。12月17日，臨時中央鑒于廣州起義的失敗教訓，發出“告全國民眾書”，指出：要積極準備暴動力量，而不能立即暴動，“現在立即總暴動，將必敗于殘酷的反動之手”。
1928年1月中旬，中央停止兩湖年關總暴動。1月20日，中央發表《宣布國民黨為公敵宣言》，譴責國民黨實行白色恐怖，屠殺工農，充當帝國主義走狗。1月22日，中央又作出《各省工作方針議決案》，提出“中國仍然在直接革命形勢之中”，黨的任務是“領導工農兵暴動而奪取一省或幾省的政權”，“以擴大革命勝利于全國”。3月6日、10日，中央相繼發出36號、37號通告，仍然認為“統治階級日益崩潰，革命高潮日益高漲”，應“加緊工人運動和準備暴動工作”，“沒收一切地主祠廟等土地”。
4月28日，臨時中央接受共產國際2月作出的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案。明確指出：中國現時仍處于資產階級民權革命階段，認為中國革命是“不間斷的革命”，“已經成長為社會主義革命”是不正確的；必須反對無準備的“玩弄暴動”的盲動主義及殺燒主義；應做扎實的“爭取群眾的工作”。至此，以瞿秋白為代表的“左”傾盲動主義在全國范圍的實際工作中基本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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