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世界“史庫”之稱的美國《時代》周刊創辦于1923年。該雜志辟有“封面人物（或專題）特寫”，並配有一篇重磅文章。從1951年到1975年，周恩來六次登上《時代》封面。從《時代》封面看周恩來，就像在觀看一部由美國人為周恩來拍的蒙太奇式的老電影。那麼，在這面“西洋鏡”裏，周恩來是什麼樣子呢？
“共產主義者周恩來”
1951年6月18日，周恩來第一次登上《時代》封面。然而，《時代》首次介紹給西方人的周恩來，在政治上成了暴虐的統治者，在外交上成了聽話的仆從，在經濟上成了無能的領導者。《時代》對周恩來和新中國的“妖魔化”和“醜化”也許不難“理解”，因為當時美國的雙腳正深陷朝鮮戰爭的泥潭中。
《時代》記者不去關注朝鮮戰場上美軍的失利，卻“關心”起中國的內政來，在其筆下，中國儼然正在經歷一場由政府發起的“恐怖活動”。按照《時代》記者的說法，“紅色中國的主人們不僅在朝鮮發動了一場反對美國的戰爭，而且也對他們的人民發動了一場無情的戰爭”。然後，《時代》記者將矛頭指向了周恩來：“中國的大規模謀殺已經成為一件政策上的平常事，這是由中國已知最有影響力的那群統治者直接訓練的。這群人的首領是一個溫柔、和藹有禮的人，很多過去與他相識的西方人都認為他不過是玩玩共產主義。他就是那個名叫周恩來的職業政治組織者。有一次，他覺得有必要提醒他的一個美國仰慕者：你別忘記了，你知道的，我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接著，《時代》記者列舉了周恩來的“罪行”，說“周參與了中國發生的幾乎所有事情，從鎮壓‘強盜’到大米的價格。”《時代》記者所描述的“恐怖活動”就是新中國為鞏固新生政權而發動的鎮壓反革命的活動。然而，《時代》記者片面誇大並渲染了這場運動進行得過頭的地方，有意無意地沒有指出新中國採取這些強力措施的背景，這當然不是記者的專業素質問題，而是記者的狹隘立場在作怪。
《時代》記者還極力挖苦周恩來的外交戰略，並以諷刺的筆調寫道：“即使把整個中國政府搬到莫斯科，也不會比現在對中國的控制更直接。”記者還舉例說，俄國政客大量出現在北京，俄國的技術人員遍布中國，俄國的生活消費品出現在中國各地……《時代》記者所譏諷的就是新中國建立伊始實行的“一邊倒”外交政策。實際上，新中國的“一邊倒”也不是絕對的。早在建國前夕，周恩來就告誡身邊的工作人員，“即使對于蘇聯及各人民民主國家，我們也不能有依賴之心”，不能“一切依賴外援”，“倒在外國人的懷裏”。
《時代》記者對中國的全盤否定還有很重要的一個方面──經濟：“中國的經濟在赤色分子取得政權後就陷入了混亂，現在正承受著戰爭負擔的壓迫”，在農村，“農民剛從地主的壓榨中解放出來又要面對政府更沉重的賦稅”，在城市，“拒絕合營的商人被邀請到司令部，10多個小時沒有食物、沒有水、不能洗澡，直到領悟”。當時的中國農村和城市的實際情況是怎樣的呢？農村主要實施了《中國土地法大綱》，通過調整生產關係以解放生產力。農民獲得土地後，生產積極性空前提高，在整體上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進步，是成功的。
《時代》記者戴著有色眼鏡下了結論：“朝鮮戰爭對于中國來說已被證實是一個昂貴的冒險”，並預言“如果紅色中國的主人們選擇在朝鮮堅持下去，他們毫無疑問是可以做到的。可代價是：中國人民會承受更多的痛苦。”這大有勸中國“懸崖勒馬”之意。
“紅色中國的周恩來”
1954年5月10日的《時代》封面上，周恩來身後的柵欄裏關著一條“張牙舞爪”和“目露兇光”的青龍，寓意不言而喻。如果注意到這期雜志出版時正值朝鮮戰爭後的日內瓦會議期間，就不難理解《時代》記者對中國的“仇恨”與“恐懼”，散布“中國威脅論”的原因了。
日內瓦會議的目的是協商解決朝鮮半島和印度支那問題，實際上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對亞洲較量結果進行評估和判定。會議自4月27日開始，7月21日結束，歷時近3個月。當《時代》記者寫完這期雜志的封面文章時，會議只不過邁開了一小步，還沒有談出什麼結果，但記者已經感覺到了中國的崛起：“這4年以來，毛澤東和他的共產黨同行們已經找到了一個辦法，僵持住了朝鮮戰場上這個全世界最強大國家的軍事力量，他們已經取代了俄國成為了北朝鮮的佔領者。他們能夠用很少甚至不用中國人流血就可以武裝和指揮一場印度支那戰爭。這戰爭或許可以讓共產主義徹底奪取整個東南亞。他們威嚇到了曾經偉大的法蘭西民族，讓他們渴望一個可恥的投降；他們輕蔑地甩開了曾經強大的英國伸出來的手；他們命令美國從亞洲和太平洋離開。”美國當然不想從亞洲和太平洋離開，這就決定了美國在日內瓦會議上即便不是積極的破壞者，也是消極的看客。
出席日內瓦會議的美國代表團團長杜勒斯一貫主張“以一切可能利用的手段來同共產主義作鬥爭”，在制定與會方針時特別要求美國代表不得與中國代表接觸，包括禮節性的握手。他自己甚至宣稱，只有在一種情況下他才會見到周恩來，那就是“撞車”。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了杜勒斯拒絕與周恩來握手的事件。會議初期，在一間接待室裏，杜勒斯與周恩來不期而遇，周恩來主動伸出了手。在眾目睽睽之下，杜勒斯卻故意搖搖頭，雙手交叉放到身後，扭身大步走出了房間。這件事深深地傷害了周恩來。據斯諾回憶，時隔6年之後提到這件事時，周恩來還面有慍色。不過杜勒斯一周後就回國了，接任他的史密斯表現就靈活多了。少了杜勒斯，中美雙方的氣氛融洽多了，還開始了大使級會談。周恩來雖然沒有取得正面突破，卻有一個“意外收獲”，那就是使美方同意“歸還”洲際導彈專家錢學森。
在朝鮮半島，美國既打不下去，又不想撤出來，因此在日內瓦的會場上注定不會有超出《朝鮮停戰協定》的成果產生。朝鮮半島問題會談的失敗給印度支那問題蒙上了一層陰影，但會場外的一場勝負卻掃除了這片陰霾。5月7日，就在這期《時代》出版前3天，越南人民解放軍在越軍統帥武元甲和中國軍事援助團團長韋國清的共同指揮下，取得了奠邊府戰役的決定性勝利，這直接導致了法國政府的改組。反戰的法國新政府上臺後，印度支那問題的談判就順風順水了。美國對共產主義的仇恨和對日內瓦會議的冷淡是顯而易見的，周恩來曾經要求美國“不要妨礙其它國家達成協議”，但美國代表團最後還是拒絕在《日內瓦會議最後宣言》上簽字，這就埋下了其日後介入越南戰爭的伏筆。
這期《時代》出版時，關于朝鮮半島遺留問題的會談正在有氣無力地進行著，印度支那問題的談判則剛剛起步。在文章結尾，《時代》記者再次表達了他對日內瓦會議上“中國氣息”的強烈感受：“上周，周恩來站在了世界面前，顯示了一個巨人決心把美國和西方趕出亞洲，渴望吃掉那半個世界，無論付出多少血汗也要把它自己由貧窮變得強大的表情和聲音。幾乎沒有人否認那個巨人大得令人生畏，而且正一天天長得更大。”記者同時“懷念”起從前的日子：“就在幾十年前，歐洲還在命令著中國的事務，那不容置疑的口氣就像命令自己的黃包車夫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