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運動是1963至1965年期間，根據中共中央連續發布的《十條》和《二十三條》指示，在我國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我參加了由公安部和山東省公安廳組成的工作隊，去山東曲阜姚村公社姚村大隊薛村生產隊搞了八個月的“四清”工作。在當時和爾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參加“四清”工作對個人
來說十分重要，不僅要寫進人事檔案，連“戶口簿”上都有記載。我的戶口自1964年1至8月，曾遷移到曲阜又遷回北京。因為那會兒還沒成家，是集體戶口，由單位給統一遷出與遷入。若幹年後，從戶口簿變動欄的記載中，才知道當年搞“四清”，我是帶著戶口去的。
1964年春節過後，我跟隨由十局一名副局長帶隊的“四清”工作隊，坐了一夜火車，第二天清晨到了濟南，在車站前賓館稍事休息後，轉車到津浦線泰安──兗州間姚村站下車（距離曲阜縣城最近的火車站，公社所在地）,在公社與共同編隊的省公安廳的同志們匯合。當天,我們就進村住進了貧下中農家裏，我所在的姚村大隊薛村生產隊，有我和陳國棟兩人，還有省公安廳一位張處長（經常不在，可能是半脫產或在別的生產隊另有住處）。省公安廳副廳長（前後分別為薛銳和邱大江）蹲點也在這個大隊。據說前一年，公安部徐子榮副部長曾在附近蹲點搞過“四清”，所以曲阜的“四清”運動是公安機關搞的，有點對口幫扶的意思。
“訪貧問苦”遭遇的尷尬
工作隊進村後，要求隊員扎根串聯、訪貧問苦。實際上，地方給工作隊員安排的住處，並非是村裏的“貧農”，因為薛村真正的貧農，是騰不出單獨的一間住處的。我的房東是大隊團支部書記，她是村裏除黨支部書記、大隊長和會計以外的第四號人物。“四清”的具體工作，是從召開社員大會宣講兩個《十條》開始的。那時候開個會很不容易，一般是晚飯後召集社員開會，天還大亮時就催促社員到大隊部院子裏開會。可是等上一兩個小時，人也到不齊，出席率最多不過六七成，包括孩子和老人。
接下來是扎根串聯、訪貧問苦。要求通過串聯貧下中農，形成可靠的階級基礎，孤立富裕中農（我所在的薛村生產隊沒有地主）。可是，當地是孔子故裏，依然保持傳統的家族稱謂習慣，按輩份稱呼。薛村人幾乎全姓孔，少數幾家姓嚴。孔姓的慶、祥、繁、令、德，是當時聚集的五輩人。三五位富裕中農都是大輩份，小輩人見到時稱爺道叔，上邊要求小輩直叫他們的姓名。為此，工作隊費了好大勁，收效卻不大！
憶苦思甜更是難以發動，我找了幾位看上去較老的貧下中農（當時農村四五十歲的人已顯得很蒼老），請他們講講舊社會所受的苦。多數人都不願意講，個別的講著講著，就說起困難時期沒飯吃餓死人的事。我遇到過兩次這種訴苦，真是尷尬得不知如何是好！
與社員“三同”
幹部下鄉搞運動或開展某項工作，歷來都要實行“三同”，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當時，我大學畢業後到公安部研究所工作沒幾年，還是頭一回以幹部的身份下鄉，“三同”給我留下深刻印象，至今記憶猶新！
“同吃”是入戶吃派飯，一天換一家，不是什麼人家都可以去，一定得去貧下中農家裏。去的時候帶一斤小米和三角錢，後來發現吃“派飯”的人家很歡迎這種安排，因為當地太窮了，我記得每餐飯就是玉米面糊糊和煎餅，沒有煎餅時，糊糊裏面放一些蒸不熟煮不爛的白薯幹。幾乎沒有什麼菜，有個涼拌或清炒藕片、白薯粉皮就相當不錯了。到了麥收前，糊糊裏是頭一年埋在地下的白薯葉子，麥收後才能吃到曲阜地區特有的白面薄餅。城裏來的工作隊員吃得都很少，所以，管一天飯，一斤糧食與三角錢還有剩余！
可是，工作隊每十天要去公社開一天會，頭幾次還集中起來講講工作情況，也就是個把小時，隨後是趕集，公社所在地正好十天一大集。中午是兩個白面饃和一碗紅燒肉。到後來是光改善夥食，很少開會，連老鄉們也知道工作隊每十天去公社吃一頓。
“同住”就是住在社員家裏，那時候要求住在貧下中農家裏。因為進村時工作隊員的住處已安排好了，過後我發現，那每人單獨一間的茅草房，並不是村裏貧農能夠騰得出來的。領導同志蹲點的住房，更是貧農不可能擁有的。所以“同住”應該是住在村裏就是了。
“同勞動”最實際又有意義，因為沒人監督，工作隊員又都是主動要求下去的，那時候好像真的沒有人厭惡勞動。我雖然生長在城市，不大會幹農活，從送糞、耪地、鋤草、拉犁，到拔麥子、打場、秧白薯，各項農活都嘗試過，當然頂不上一個整勞力。記憶最深刻的是人拉犁，一個生產隊沒幾頭耕牛，三四個人拉一把犁，真的是重體力勞動！
我了解到的“四不清”
“四清”即清賬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當時，人民公社是三級所有，生產隊為基礎，生產大隊多數是空架子。我所在的薛村大隊名義上轄附近的三個生產隊，大隊黨支部書記是位老實巴交的農民，開會、平時總是一言不發，我離開時建議勸其退黨。大隊長只管派生產隊的農活，沒見他管過大隊部的事，而會計主要負責生產隊的工分、很有限的財物和賬目，倉庫裏好像也沒什麼儲備。
薛村生產隊會計是位有小學文化的農民，較同村其他人有些心計。他又是較長的“祥”字輩，多數人喊他叔。最初，聽到一些群眾意見，他家比別人富，好像問題不小。有人反映，省廳那位張處長經常到會計家吃飯，有時還喝酒。我便鼓動幾個對他意見大的人，想開他的鬥爭會。後來因為沒有過硬材料，“清”了幾個月，結果只發現有少量“多吃多佔”問題，只好作罷！生產隊底子薄，工分低到幾分錢一個工，年終每家分的口糧差不多。誰家富一點很讓左鄰右舍眼熱。再就是幹部的“生活作風”問題不絕于耳，像什麼送婦女主任一塊香皂就發生關係等，很讓我們這些還沒結過婚的青年困惑，不知該怎麼辦。好在它不屬于“四不清”，離隊時都沒有作為問題留下。
八個月很快就過去了，匆匆撤離時和老鄉還真有了點感情。回到北京後，第二年學習《二十三條》，歡送下一批去陜西省長安搞“四清”的同志時，領導上讓我結合自己親歷的“四清”，講講農村的階級鬥爭形勢。可我怎麼也弄不明白：八個月沒覺得有“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呀！最後還是按文藝作品模式，演繹一出故事交差。
（邱學信，劉海波摘自《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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