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
3月中旬的一天,53歲的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與一群大多生于上世紀70年代的年輕人圍坐在一間小型會議室的圓桌旁,探討20世紀的文化遺產保護問題。
“設計北京飯店的建築大師戴念慈先生生前曾經找我抱怨,‘北京飯店怎麼一夜之間變成了粉色,也沒跟我說一聲!’戴先生最初用的磚紅色,是考慮與天安門的紅墻搭配。”單霽翔說。
對北京飯店這樣不屬于文物部門管理的單位進行“文物認定”,是目前文化遺產保護面臨的一個難題。而正在全國啟動的第三次文物普查,將為解決這類難題帶來希望。
覆蓋每一寸國土、旨在“摸清文物家底”的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于2007年4月正式啟動,將歷時4年半,到2011年年底結束。普查將對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境內的地上、地下和水下不可移動文物進行登記和建立檔案。
這次文物普查是繼1956年和1981年以來的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文物普查。它還將借鑒國際上最新的文化遺產類型學理念,將過去曾被忽視的工業遺產、鄉土建築、文化景觀、文化線路、水下遺產、商業老字號等納入視野。
單霽翔說,上世紀80年代進行的第二次文物普查,雖然得出了中國有不可移動文物40萬處的數據,但這只是個約數,每一處文物的狀況到底如何並沒有準確記載。如今,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其中不少文物已經由于各種原因不復存在。與此同時,由于文化遺產保護新觀念的引入,一些過去不被認為是文物的東西成了備受矚目的文化遺產。
2002年,全國人大對文物保護法做了新修訂,規定了文物工作“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方針。根據文物法,國家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門對列入和未列入文物保護單位的文物都要進行保護。這一年,單霽翔出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由此成為此次“史上最大規模”文物普查的第一推動者。他認為,要“保衛老中國”,必須先去了解她還留下些什麼。
2006年,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的單霽翔將進行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的設想寫成提案,40多位全國政協委員聯合簽名。半年後,國務院正式組建全國文物普查領導小組,時任國務委員的陳至立擔任領導小組組長。
本刊記者專訪時,單霽翔始終強調,文物普查不是文物部門的部門行為,而是國務院主導的一項重大國情國力調查。
說清文物家底是我們的基本職責
《瞭望東方周刊》：第三次文物普查是一個浩大的工程,作為國家文物局長,你力推此事最重要的動因是什麼?
單霽翔:對于文物係統來說,要對全社會把我們國家的文物家底說清,這是一個基本的職責。但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一直很尷尬。我們現在所用的數字是第二次文物普查的數字,已經25年了,中國發生了多大的變化!伴隨著城市化的加速,大規模的城鄉建設,在這個過程中文化遺產究竟發生了什麼情況?保留至今的文化遺產數量究竟如何?
另一方面,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社會對文化遺產保護的理念不斷進步,讓我們對文化遺產的認知與80年代有了很大不同,出現了很多新概念,比如20世紀文化遺產、鄉土建築、文化景觀、文化線路、工業遺產、水下文化遺產等等。這些概念都是在第二次文物普查中不太清晰的。在新的概念下,文化遺產的統計又會有哪些變化,我們也有很大的期待。
《瞭望東方周刊》
：前兩次文物普查,一次是在連年戰爭剛剛結束的上世紀50年代,一次是在“文革”結束後的80年代初,都在文化遺產遭到重大人為因素破壞之後。第三次文物普查是否也同樣是一種“破壞之後的整編與修復”?
單霽翔:這個說法不是很全面。當前,國家正處在改革與發展的關鍵階段,文化遺產事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重視和前所未有的挑戰。這些年國家財政投入到文物保護中的經費逐年增加,2002年,國家給我們文物局的專項經費是2.5億元,2003年是5.3億元,去年是15.3億元,今年可能是20多億。6年就是10倍!
“前所未有的挑戰”是指在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深入發展的背景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城鄉建設和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舊城改造、新區開發、新村建設,使文化遺產保護與經濟發展的矛盾凸顯。而目前我國受法律保護的不可移動文物數量偏少,由此造成大量文化遺產在所謂“舊城改造”和走樣的“新農村建設”中快速地消失,令人痛惜不已。在這種復雜條件下,只有全面掌握我國文化遺產的基本狀況,了解文化遺產保護的需求與發展趨勢,才能準確制定保護政策。
曾被忽視的文化遺產將成普查重點
《瞭望東方周刊》：你很強調新的文化遺產理念,這會不會促使一些新的遺產類型產生?
單霽翔:當前我國文化遺產保護經歷了從“文物”到“文化遺產”的歷史性轉型,呈現出新的發展趨勢。文化遺產的內涵逐漸深化,其歷史傳承性和公眾參與性得到了注重,文化遺產的保護領域不斷擴大。
此次普查,我們不但要注重文化要素豐富的文化遺產,還要注重文化要素和自然要素共同生成的文化遺產,比如文化景觀、雙遺產等;不但要注重靜態的文化遺產的保護,還要注重活態的文化遺產,比如大運河和正在使用的歷史文化街區、歷史文化村鎮等;不但要注重古代的、近現代的文物,也要注重當代的一些遺產;不但要注重“點”和“面”的遺產,還要注意線性文化遺產,比如絲綢之路;不但要注重紀念性的宮殿、寺廟,還要注重民間的,與人們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比如工業遺產、鄉土建築等。
我們把新觀念貫徹到了這次文物普查之中,已經產生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廣東順德的糖廠、貴州的一些侗族山寨等工業遺產和鄉土歷史建築,都是過去被忽視了的,如今它們被發現和得以認證,就是在新的遺產概念下產生的成果。
《瞭望東方周刊》：第三次文物普查要涉及文化線路、文化景觀、工業遺產、鄉土建築等新的遺產類型,它們往往在空間上非常大,在內容上又難以定位。在這種情況下如何保證文物普查數據的準確性?
單霽翔:這些文化遺產新概念,在我國現行文化遺產保護法規中的確缺乏明確的界定。但在普查的實際操作中,一些新的文化遺產的內涵已經被具體化了。比如,與鄉土建築相對應的是古建築類的宅第民居、店鋪作坊、池塘井泉以及近現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築類的傳統民居;而工業建築及附屬物、金融商貿建築、中華老字號、水利設施及附屬物、交通道路設施等子類,都可以列入工業遺產的范疇。
至于文化線路和文化景觀,國際上的概念近年來一直在發展,通過文物普查,我想我們要為國際文化遺產保護理念的發展留下來自中國的印記。對于長城、大運河、絲綢之路、明清海防這些超大規模、延綿數省的文化線路,要著重做兩個層次的工作來保證數據質量。首先是統一認定標準,國家文物局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辦公室會針對跨越省界的文化線路,召開一些省際協調會,保證認定標準的一致性;其次是細致做好數據匯總工作,通過後期的數據整理,將一個個分散的文物點,以相同的認定標準與文化內涵相關聯,提煉出綜合展現文化線路的專項數據,實現數據的準確與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