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是我的第二故鄉。我對新疆一直懷著深深的感情，我的心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心是緊緊連在一起的”
2008年4月11日，王震將軍誕辰百年。
此前，中央電視臺播出了6集電視文獻紀錄片《王震》，每一集都是以新疆開篇。對于這樣的構思，紀錄片撰稿人周志興說，這是因為王震與新疆有著特殊的感情。
新疆，在王震看來，是“第二故鄉”。在這裏，王震和戰友們留下了令人動容的創業激情。時至今日，“王震三下準噶爾”、“王震四進塔裏木”、“八千湘女上天山”的故事仍然為人津津樂道。而“一手拿鎬，一手拿槍”，更是王震1949年率部入疆後屯墾戍邊、促進民族團結的形象寫照。
“有創造精神”
王震這樣描述自己的一生：“我這個人的革命生涯，就是從南泥灣開荒，到全國農墾，還是開荒。”而毛澤東給他的題詞“有創造精神”，對王震其人性格的描述更是貼切。
1949年11月，王震所部入疆，王震任中共新疆分局書記，新疆軍區第一副司令員、代理司令員兼政委。很快，一個棘手的難題擺在了他的眼前——糧草。
當時，全疆工農業總產值僅7.2億元，其中工業產值僅佔0.5%。廣大農村異常貧困，貧苦農民平均每戶才有1把砍土鏝、1把鐮刀，每6戶才有1張土犁。全疆人均佔有糧食195.7公斤，各族農民除去地租、口糧和種子外，糧食已所剩無幾，就地解決近20萬軍隊的糧餉絕無可能。也就是說，軍隊必須自給自足。
1950年1月，王震發布駐疆部隊一律參加生產的命令，拉開了解放軍屯墾戍邊的歷史大幕。他當時的原話是：“全體軍人一律參加生產勞動，不得有任何軍人站在勞動建設戰線之外。”
新疆是典型的幹旱地區，那裏的人們將水視為第二生命。在修建重大水利工程“和平渠”的時候，老工程師樊寶雲見識了一個“天大的奇跡”。
按照設計，這一工程光水渠兩岸的幹砌就需要片石7000方，按每方3000斤計算，有2100萬斤，龐大的數字令樊寶雲對當時新疆的運輸條件憂心忡忡。王震得知後哈哈大笑，說：“咱們沒有汽車，可有的是‘拖拉機’嘛！”
王震所指的“拖拉機”實際上就是“人拉爬犁”。而樊寶雲根本無法想象單靠人拉爬犁就能解決這樣大的問題。當時，正值滿天飛雪、遍地堅冰的隆冬季節，習慣了幹三季休一冬的新疆本地人，驚訝地看到曾經8次負傷的王震，穿著破舊的棉軍衣，帶領戰士拉爬犁搬運石頭，走在隊伍的最前面。那早已被汗水浸濕了的破棉衣，經寒風一吹又結上了一層冰霜，他卻神情自若地躬著腰，步履穩健地向前趕。僅僅幾天，部隊和地方人員拉運的石頭堆積如山。
一下子，迪化（現在的烏魯木齊）全城沸騰了。人們議論著：“這是延安來的漢人，他們心是誠的，對我們是真的。”樊寶雲老工程師深深地感動了，他在日記裏寫道，“從沒見過這樣的軍隊。這是奇跡，天下的大奇跡。”
當時的新疆百廢待興，要創建工業，錢從哪裏來呢？說是從屯墾軍人的嘴裏摳出來的、身上省出來的，一點也不為過。在籌備八一鋼鐵廠時，來自上海的余銘鈺工程師首先提出了資金問題。王震幹脆而直率地回答：“資金你不要擔心，目前新疆近20萬軍隊的軍費國家仍然照發，這些軍費的絕大部分均可用來建設。”
王震對軍隊的要求是，“老辦法，節衣縮食，先從軍隊做起……我們十幾萬官兵，每人節約一頂帽子、一件襯衣領子和兩個口袋。再不夠的
話動員捐獻軍餉、菜金……先把我的津貼拿出來，就從這個月開始。”
就這樣，駐疆部隊軍裝的雙領子改成了單領子，為的就是節省外邊的這一段。為節約布料，幹部衣服的四個口袋改為兩個上口袋。每年發的兩套單衣改成一套，每年一套的棉衣改成了兩年一套。每天還要從幹部、戰士的口中摳出半斤糧食、9分6厘菜金，苞谷面窩頭能吃飽就算是很好的生活了。
曾任王震秘書的伍紹祖先生對本刊記者說，“這麼做是引起了外界議論和意見的。這樣的辦法王震都用了，他是真想為新疆做出實事來啊！這樣的工作作風，太值得今天的共產黨員和幹部們學習了。”
駐疆部隊在茫茫荒原上白手起家，經歷了難以想象的艱難困苦。到1950年底，新疆部隊在天山南北修建水渠32條，總長2470裏，可灌溉耕地127萬余畝。1951年，全軍區播種89萬畝，收獲糧食4450萬公斤。1950年到1952年，僅迪化地區就建起了大中型廠礦企業12個，投資總額高達9642萬元，職工人數增加了10倍。20萬大軍駐守邊防，反倒減輕了人民的負擔，新疆各族人民從中看到了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本質。
“他的溫度有三千度”
王震評價自己“粗魯得很”，但實際上他是一個愛讀書、珍惜人才、能與知識分子交心的人。在主持新疆生產建設的過程中，可以用“求賢若渴”來形容他對人才的珍重。
當時的新疆沒有一寸鐵路，修鐵路需要鋼材，王震決定建設八一鋼鐵廠。他親赴上海請陳毅市長幫忙，聘請具有資本家和冶金專家雙重身份的余銘鈺擔任八一鋼鐵廠的總工程師。
1951年，余銘鈺來到新疆。王震親自到機場迎接，親自安排余銘鈺在他辦公的新大樓下榻，又為其設宴洗塵。王震的熱情和誠意打動了余銘鈺，決定獻出自己的工廠，舉家西遷，將工廠的全套設備以及主要技術人員和部分工人遷到新疆。
余銘鈺之子余寧揚回憶說，“他（余銘鈺）說我要到新疆去。人家汽車能停離我們100公尺左右的地方，人走進來，這種敬重不是很簡單的。這麼一個官，我算是老百姓，無非就是希望我貢獻一點技術。”
余銘鈺到新疆後，王震又為他報請國家一級專家待遇，並把當時新疆進口的第一批蘇聯勝利牌臥車分給了他一輛。一些人對此很有意見。王震說，“我分給余專家一輛是因為他能把礦石煉成鋼鐵，如果你們哪一位也能點石成金，我王震也送臥車一輛。”
對于一些因為這樣那樣原因不被信任的知識分子，只要有真才實學，對新疆建設有益的，王震也大膽啟用。
新疆煤礦蘊藏豐富，但由于開採基礎極差，利用率很低，燃料告急。王震得知一位有名的地質專家王恒升因為解放前受到不公正對待，正在迪化監獄服刑，特意請示周總理批準，從監獄裏保出王恒升創辦六道灣露天煤礦。
在六道灣煤礦開工時，王震親自將繡有“總指揮”字樣的紅布袖標戴在王恒升右臂上。昨天還是身穿囚服的囚徒，今天就成為了領導建設工地千軍萬馬的“總指揮”，人們無不稱讚王震的大將風度，稱這是在新疆重用人才的創舉。
1984年，鄧小平和王震到寶鋼考察，當聽說爐內溫度約有1670度時，鄧小平笑著手指王震對別人說，“他的溫度有三千度”，說的就是王震的熱情。
伍紹祖說，“我所了解的王震，就是這樣對革命、對事業無比熱情，對人民群眾無比熱情，對科學技術、對改革開放無比熱情。”
正是這種熱情，這種氣度，使王震像磁鐵一樣，在自己周圍吸引了一批有真才實學的知識分子。農學家涂治，水利專家王鶴亭，鋼鐵專家余銘鈺，地質學家王恒升，紡織專家劉鐘奇、應壽紀，植棉專家王桂五，軋鋼專家顧逎義……都是王震領導新疆建設的高級參謀，為新疆建設作出了可貴的貢獻。
同時，王震還在新疆擴建了新疆學院，創辦了新疆軍區工業學校、俄文專科學校，親自籌劃成立了新疆八一農學院，一支人數眾多的科技隊伍迅速成長起來，這為發展新疆的現代化工業和農牧業準備了重要的條件。
“我們不當老大哥，是兄弟民族”
王震曾說，新疆是個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解決民族問題的根本途徑就是要幫助各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和文化，特別是要盡快幫助少數民族地區建立現代工業中心，促進各少數民族自己的現代工人階級的誕生，這將從根本上改變各少數民族的社會狀況，為各少數民族的經濟繁榮提供更為有力的政治保證。
多年來屯墾戍邊的巨大成果，新疆經濟社會文化事業的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有效提高，就是對民族團結最為有力的促進。
1953年調離新疆後，王震的視線也從來沒有離開過新疆。他先後15次回到新疆視察工作，新疆的各族幹部群眾，也經常到北京他的家裏做客，與他談新疆的發展變化。新疆在北京舉辦活動，他不管多忙也要擠出時間參加。他還常常親自動筆，給中央寫報告對新疆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提出各種建議。1981年，他到新疆推廣地膜栽培技術，以老軍墾的名義與位于準噶爾盆地的新湖農場領導簽訂了新的植棉合同，鼓勵職工生產，使兵團的棉花生產登上了新的臺階。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由于境內外別有用心的人的挑撥，加上工作上的一些失誤，新疆的民族關係一時出現緊張。1980年10月到1981年8月，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裏，王震四次抱病入疆，在解決新疆民族矛盾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王震說，“我是自己跳出來管這件事的。”
1980年10月，他在巴音郭楞自治州幹部大會上說：“我們要同各族人民講友愛，講團結。漢族是中國人口最多的，講文化，並不比其他民族高。但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漢族是一個主體民族，九億多人，少數民族稱我們老大哥，我們作個揖‘阿彌陀佛’謝謝你，我們不當老大哥，是兄弟民族。”
1991年，83歲身患癌症的王震最後一次回到新疆，最後一次走進塔裏木。他動情地說：“我在1980年曾經說過，現在我重申，如果去見馬克思，我已委托戰友和親屬將我的骨灰撒在天山上，永遠和各族人民守衛社會主義祖國的西北邊陲。”
在即將離開時，他特意穿上了維吾爾族的傳統服裝，戴上維吾爾族的花帽，像一位慈祥的維族老人，與送行的同志一一道別。臨別時在機艙門口，他慢慢地彎下腰來深深地鞠了一躬。
跟隨《王震》攝制組幾乎走遍了王震所到過的每一個地方，採訪了二百多位相關人物的撰稿人周志興感慨地說：“紀錄片沒有訪問高官，採訪對象都是普通百姓。歷史是公正的。只要為老百姓做了好事，老百姓就會記住你。王震1953年就調離了新疆，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他在新疆人民的心中仍然有著極高的地位，這就說明了一切。”
1993年4月4日，王震實現了把骨灰撒在天山南北的願望，踐行了與他的戰友和各族人民永遠相伴的諾言。（記者 楊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