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其實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幾次思想解放，也都有一脈相承的主題，那就是擴大社會和民眾的自主空間。解放思想實質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擴大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上的自由。實踐證明，自由的空間有多大，發展的空間就有多大。
人們普遍認為，30年改革開放，經歷了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針對兩個“凡是”；第二次是“姓社姓資”之爭；始于廣東的、被媒體冠以“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對象是什麼，多數黨建學者給出的答案是，阻礙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和觀念
這是一些不太容易注意到，或者，容易被忽略掉的細節。
3月16日的廣州北京路新華書店，眾多煲湯、養生、健身類圖書中，兩本書被擱在正對大門的書架上，顯得有些特別——分別是《思想大解放，推動大發展》和《我們是光榮的排頭兵》。
“思想解放”和“排頭兵”，正是近期廣東政府、專家智囊和媒體最常用到的關鍵詞。
這個時節的廣州，二十多度的氣溫足以讓街頭洋溢著初夏的氣息。因為這個城市的春天很難在細枝末節上讓外人感受得到，所以每一種萌動都相對含蓄。
關飛進，廣東省委宣傳部幹部，這個春天正因“解放思想”忙得焦頭爛額。到北京開“兩會”，除了給一些報紙撰寫專欄，他還忙裏偷閒參加了一些媒體主辦的“思想解放討論會”。
總結全省解放思想大討論活動第一階段“學習宣傳”的成果，是廣東省各級黨委政府的工作人員手頭上最忙的事；專家智囊們也樂于參加各類研討會、接受採訪。閒著的時候，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教授丁力會在自己辦公室就打造粵港澳轉型合作試驗區做自由思考。
各家報紙的時評版編輯每天下午都要開編前會，第二天報紙上的社論該怎樣評論“解放思想”，是他們每次討論的重點。
已經為人所知的是，被媒體和專家冠以“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背後的操盤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但令外界不解或者引起聯想更多的是，這次“解放思想”活動為何發端于廣東？我們需要解放什麼樣的思想？
地方性政治事件？
十七大以後，倡導解放思想，汪洋並不是唯一
按照中共廣東省委一位幹部的敘述，汪洋在廣東第一次闡述“解放思想”，是在2007年12月1日就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的大會上。
汪洋的原話是，“改革開放是廣東的魂。廣東靠改革開放起步，也靠改革開放起飛；靠改革開放贏得今天，也只能靠改革開放開創未來。說到底真正約束科學發展的是我們自己。廣東要繼續走在全國的前列，首先必須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走在改革開放的前列。”
坐在臺下的一些廣東官員吃了一驚，當下就意識到：“汪洋書記可能想幹事了。”
之後的12月19日，汪洋到廣東省委宣傳部調研。在寒暄中，他說是來“認認門，認認人”，但話鋒一轉，還是布置任務“派了活”。汪洋派的“活”是，省委十屆二次全會以後，全省要開展一次解放思想的學習討論活動，省委宣傳部要牽起這個頭。
據當時在場的一位幹部回憶，汪洋談起去北京開會的路上，翻看陳開枝(1992年時任廣東省委副秘書長，後為廣州市副市長)寫的《1992·鄧小平南方之行》，“不禁激動起來了”，慨嘆當時廣東出了很多改革開放的先鋒人物和新鮮經驗，“而現在還有多少”？
汪洋連續向眾人發問：“經濟社會發展到現在，在發展的問題上有沒有‘兩個凡是’？哪些是影響我們科學發展的‘兩個凡是’？”發言終了，汪洋強調“學習討論活動必須落腳到實際工作上”，討論要促進改革創新的決策。
坊間一些政治學者認為，“解放思想”並非地方官員心血來潮，這與自2004年以來，一些否定改革的論調不斷回潮有關。這個背景是，有人認為改革共識破裂，市場化改革帶來禍害，聲音不弱。
可供解讀的另一個背景是，號召“解放思想”，並非第一次出現在汪洋的從政生涯中。
33歲就出任安徽銅陵市代市長(後任市長)的汪洋，曾是當時中國最年輕的正廳級幹部之一，一度被稱為“娃娃市長”。
1991年11月14日，市長汪洋在《銅陵日報》發表署名文章《醒來，銅陵！》，呼吁“必須解放思想，向一切僵化、陳腐、封閉的思想觀念開刀”。
來廣東之前，汪洋主政重慶，也曾提出過“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十七大以後，倡導解放思想，上海市長韓正、中共湖南省委書記張春賢都曾經有過表述，汪洋並不是唯一。
但在改革開放前沿地廣東，汪洋再次亮出“解放思想”這張牌，還是引起外界的諸多揣測，至少不會簡單地將其解讀為僅是一場地方性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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