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們的大學負責人沒有辦法擺脫目前的行政官僚角色，那麼，他們最有效，最不浪費、最不遭人恨的事業，就是蓋大樓了
梅貽琦關于大師和大樓的名言，現今已經被人們說濫了。這句話的意思很清楚，是說大學關鍵是要有大師，而不在于有沒有大樓。這話人家不僅說了，而且用實踐
證實了。當年西南聯大的大師們，就是在草屋平房裏，培養出來中國迄今為止，依然令國人感到驕傲的大師，他們中的一些人，現在還活著。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現在的大學，卻難覓大師的蹤影，幾個原先據說很有大師相的苗子，不知怎麼就是長不起來。一說大師，人們只好拿幾個老一輩的長壽者打哈哈，不厭其煩地讓老人家發揮余熱。
從南到北，無論哪個大學，都一個模樣，只有大樓沒有大師，這些年，大學可以驕人的業績，正像北大中文係教授陳平原說的那樣，也就是蓋大樓了。
蓋大樓當然也是事業，有的大學並不諱言這一點，甚至自豪地稱之為我們的大師大樓事業。應該說，在多少年教學設施短缺，教學和科研條件較差的情況下，校長們能籌來款項，把大樓蓋起來，讓教學和科研條件有所改善，也是一件不小的好事。雖然有些大學樓蓋得奢華了一點，建了太多的校園五星級酒店、過于豪華的體育館，以及大而無當、卻又很費錢的大校門，但總的說來，中國大學的教學條件，比起十年前，的確改善了很多，這的確是個成就。
然而，大學畢竟是大學。它不是一個城市，更不是一個建築公司，從本質上講，大學，是不能把蓋大樓當成自己的事業的。其實梅貽琦的說得很明白，只要有大師，有沒有大樓，都是大學。
如果把1889年設立京師大學堂，作為中國大學的起點的話，一百多年的大學史，曲曲折折，到了西南聯大的時代，已經走出來一條自己的路。然而，1952年院係調整之後，一刀切地改成蘇式教育體制，二十幾年下來，中國大學教育幾十年走出的路，被徹底改弦更張。
改革開放以來，大家有共識，從蘇式專才教育改成美式的通識教育，本身蘊含著大學的回歸。只是，在百廢待興的基礎上的回歸，本身要求的是力度非常大的改革，貼近教育本質的改革，簡單地說，只有改革，針對教育體制的改革，才會有我們今天念茲的“大師事業”。
顯然，追尋大師事業，大學有兩個大關必須得過：第一關，大學要從單位體制離走出來。所謂單位體制中的單位，就是一個封閉都市裏半封閉的村莊(還有圍墻)，村裏的人，吃喝拉撒，生老病死都得管，有車隊、食堂、醫院、中小學，甚至派出所，校長儼然小國之君。這一關，目前只過了一半，而且是一小半，大學依然有擺脫不了的後勤集團，這個集團，不僅是自己的包袱、學生的怨源，而且在學校有著非常大的發言權，實際上影響和左右著學校的政治。
第二關，實現從行政體制中的出走，逐步實現教授治校。現在的大學就像一個政府機關，所有的黨政婦群工機關一應俱全，運轉按機關規則和潛規則來，校長，就是一個行政官員，不僅機關幹部，連教授都是他的下屬，乃至他的士兵。這一關，現在的大學不僅沒有過去，而且大有向後轉的趨勢。上世紀90年代的“高校大躍進”，本質上，就是一場強化大學的行政體制，靠行政挾帶大量投資運作的大學擴張運動，裏面唯一的所謂現代因素，是引入了公司管理的量化考評制度，把現代公司制度的某些因素，畸形地嫁接到大學上。
現在的大學校長和書記，盡管百分之百都實現了高知化，不是教授也是研究員，但是，他們職務實際的外在價值，卻是跟所謂的校長完全不相幹的三個東西：一是都市裏的村莊的村長，什麼都管的村長，或者叫大隊書記;一是行政鏈條中的一個環節，負責上傳下達;一是國有壟斷公司的老總，獨佔國家資源，卻幹不出多少效益。
這三種角色，離一個大學應有的目標，都很遠，很遠。從某種意義上說，只要我們的大學負責人沒有辦法擺脫這三種角色，那麼，他們能做的，大概也就只能是蓋幾棟大樓，甚至可以說，比起其他的事來說，他們最有效，最不浪費、最不遭人恨的事業，就是蓋大樓了。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楊福家院士:中國高校蓋大樓的速度是"世界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