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今天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之一。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耀邦去世19周年紀念日。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胡耀邦主持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圖為劫後余生的巴金與胡耀邦在中南海談心。
1984年1月，胡耀邦親臨廣西邊防前線，慰問烽火前沿的廣大官兵，並看望了在1981年法卡山收復戰中樹立卓越功勳的“法卡山英雄營”。
1984年1月，胡耀邦親臨廣西邊防前線，慰問烽火前沿的廣大官兵，並看望了在1981年法卡山收復戰中樹立卓越功勳的“法卡山英雄營”。
胡耀邦
1915年11月20日至1989年4月15日
籍貫：湖南瀏陽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之一。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980—1987）。
安葬于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
開篇辭
公元2008年，改革開放30周年。
紀念，是為了更好地繼續；紀念，是為了更好地繼承。繼續改革的徵程，繼續開放的號角，繼承那些先驅的膽識、智慧與風范。
緬懷先驅，是死之慰，亦是生之責；緬懷先驅，是重溫過往更是開拓未來。
雨霖鈴·祭改革先驅
霧雨霏霏，映深南路，諧和萬家。改革旌旗揚展，猛回頭，闌珊不再。抬眼細數滄海，竟三十冬夏。念悠悠漫遠徵程，先驅歷歷海天闊。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恩澤千秋言。今晨當思何處，憶崢嶸、血路尤在。此去經年，應是千古好景即設。便更懷先驅風范，當與世人說。
外甥深圳街邊賣報
曾維信對深圳充滿感恩，是眼前這座夢之城讓他實現了祖祖輩輩孜孜以求的———從“村裏人”到“城裏人”，從“貧窮者”到“富裕者”。而深圳該感激的，除了這些與特區共命運的建設者，還該銘記那些“在特區殺出一條血路”的締造者們。從這個意義來說，曾維信仍舊要感謝那位表面看來沒有給自己帶來任何特殊利益的“高官親戚”。
在很多家人和老鄉的記憶中，耀邦有些不近人情。西嶺腳下的那處滄桑飄搖之所多少年來未曾有些許的嬗變，他的親人也多半耕作于斯、勞作于此，“領袖故裏”與“領袖親人”的名號沒有給這座滿目蒼翠的小鎮帶來惠澤。一開始，鄉間四鄰對此頗有微詞。歲月的流淌讓親友、坊間逐漸理解了耀邦———不是“冷血傲骨莫問親”，而是“身正行范嚴律親”。
胡德資便是個典型。1980年胡德資畢業待分配，當地政府為了照顧“領導家屬”，將他安排進岳陽物資局工作，其實也就是招待所的一名工人。胡耀邦聽聞此訊，當即大聲呵斥其兄長，並絲毫不留情面地將年輕氣盛的親侄“遣送”回鄉下務農。胡德資憑借自己的一技之長當上了生產隊長。改革開放以後，他利用家鄉瀏陽“花炮之鄉”的優勢，輾轉武漢開了五年鞭炮門市部，最終回到老家，守著那棟祖宅和自己一手辦起的胡家飯店。
三十年間，胡德資到過三次深圳探親———耀邦的嫡親外甥曾德盛一家長居于此。這座四海九州群賢畢至的特區之城，不僅胡耀邦參與決策了這裏的拓荒之旅，其親人也在這裏親歷並見證了漁村變都市的華麗轉身。胡耀邦作為當時鄧小平大刀闊斧力倡改革的得力助手，在“深圳特區”問題上展現出了極大的勇氣、魄力與膽識。
曾德盛老人1998年來到深圳，入住兒子曾維信購置的宅第。曾家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曾維信與那個時代千千萬萬個懷揣“淘金夢”的熱血青年一樣，1994年只身一人來到特區，租下一間10平方米的小屋開始“下海”生涯，職業是“賣報郎”，在筍崗西路西湖賓館邊開了一家旺鋪。多年來，他風雨無阻、任勞任怨。曾維信並非不知道耀邦與自己是何關係，其他親友屢屢受挫的“經驗”使他從來沒有想過要沾點“高官親戚”的光。在他看來，自己就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南下打工仔。來深圳後短短幾年光景，曾維信便順利盤下了兩個報亭，收益也直線上漲，過上了愜意舒適的小康生活。
為特區發展保駕護航
1980年初，胡耀邦來到深圳、珠海。短短幾天實地走訪，他的話語便如此鏗鏘：“要在深圳搞個對外開放的窗口，窗口發展得好，就搞特區。”此言一出，如掀巨浪。
世人讚賞胡耀邦有兩大功績最為卓越、深遠：平反冤假錯案和全力支持改革開放。1980年初，胡耀邦來到深圳、珠海。短短幾天實地走訪，他的話語便如此鏗鏘：“要在深圳搞個對外開放的窗口，窗口發展得好，就搞特區。”此言一出，如掀巨浪。在那個塵封多時、剛剛探討“開放”的年代，“特區說”成為保守派們的眾矢之的，一度有人力陳不可，甚至痛哭流涕地指責：“你搞的‘特區’就是‘租界’。”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長期與耀邦共事的胡啟立回憶當時的場景，至今都在嘆服其衝天的勇氣：“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支持下，堅決頂住，盡全力支持和保護特區的健康發展。當時，耀邦同志保護特區、保護廣東堅持改革開放的方向和探索，是需要極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的，稍有點私心雜念，就有可能使改革開放的大局受挫。”
1980年，任仲夷被胡耀邦相中，從遼寧省委第一書記任上調入廣東，主政南粵。任仲夷當年曾多次上書中央要求在大連興辦特區，屢未獲準。“耀邦同志對我說，你曾要求在大連辦特區，這不可能，但中央決定調你到一個有特區的地方去工作，就是廣東。”據資料記載，任仲夷生前回憶起這一紙調令時，感慨良深。
到任廣東三年後，任仲夷陪同胡耀邦再次來到深圳特區。此時，有關特區的質疑聲音正此消彼長，有人叫囂：“深圳只剩下國旗是紅色的。”面對創辦初期特區遭遇的種種困惑，胡耀邦在這次考察中高度讚賞了深圳的建設成就，並即席為深圳題詞：“特事特辦、新事新辦、立場不變、方法全新”。黨史記載，這是自1982年以來中央高層領導第一次正面評價深圳。
“廣東有今天，多虧了鄧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領導也功不可沒，提廣東的改革開放，不能不提他們。這是歷史，這不是謙虛，是實事求是。”德高望重的任老生前多次強調，“開創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局面是全黨同志共同努力的結果。作為總書記的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的領導下，披荊斬棘、衝鋒陷陣，為我國改革開放做出了重要貢獻，功不可沒。”
曾想在深辦實驗大學
胡耀邦對深圳還寄予了其他期望。陳樹柏，電機工程學領域的世界級專家、“美國電子與電器工程師學會”院士。多年以後，談及胡耀邦、談及深圳，他的心中總是有一種難以名狀的矛盾———感激中夾雜著遺憾。
改革開放之初，陳樹柏在鄧小平的直接邀請下回到國內，在看到當時高等教育出現的種種問題後，陳樹柏提筆寫下一份建議書———希望在國內創辦一所新型大學，博採眾長，充分吸取美國大學的成功辦學經驗，培養國家急需的高科技人才，而校名便叫作“中國實驗大學”。
1984年夏，胡耀邦在北戴河與陳樹柏會面。“胡先生一見面就對我說：”我這次和你會面，不是代表鄧小平，也不是代表我自己，而是代表黨中央，向你表示籌辦‘中國實驗大學’的建議已獲批準。“陳樹柏回憶，胡耀邦當年強烈建議”要把‘中國實驗大學’的校址選在特區深圳。“
深圳在當時是一個代號：大刀闊斧、銳意創新。陳樹柏辭去了自己在美國聖塔克拉拉大學的一切職務，跨洋奔波，頻繁往返深圳與加利福尼亞。據他回憶，胡耀邦當年為這座承擔著中國高等教育改革重任的“特區大學”考慮得非常仔細，寄予很高希望。“胡先生清楚地算過賬，‘你向中央要求兩億元，我們決定給你兩億三千萬。為什麼呢？因為深圳一平方公裏’七通一平‘工程已需費一億，兩億元剛夠平整兩平方公裏的土地。那麼，平整土地後沒有錢怎麼辦？所以我們決定再給你三千萬作首期基建費用……”而對于陳樹柏自身的前途命運，胡耀邦也是考慮良多，在聽說他辭去了美國所有任職後，曾建議其謹慎考慮：“最好是留職停薪，留條後路，較為穩妥。”
不過，辦一所大學並不簡單。由于財力原因，“中國實驗大學”的設想寂靜地在深圳夭折。但是，陳樹柏的一些思路和理念後來被國內其他開明的大學採納吸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陳樹柏認為“也算是事情的最好彌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