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貧民區的城市,並不就會比其他城市矮一頭,相反卻是尊重農民工等城市貧民的自由,給予城市貧民福利。我認為深圳完全可以率先興建貧民區,在關外開辟一塊土地專用。”日前,知名學者清華大學教授秦暉在深圳演講時用詩一樣的語言對貧民區做了如是讚美,他認為,可以用設立貧民區的方式,來解決中國城市化過程中
“那些由農村轉移到城市的移民”的安居問題。(4月14日《南方都市報》)
用“貧民區”而不是“貧民窟”,這體現了中國學者在遣詞造句時的特殊智慧,那麼兩者的區別究竟在哪裏呢?秦教授並沒有解釋,但綜合他整篇的演講來看,“區”就是“窟”,只不過聽起來不那麼刺耳罷了。
美國《史密森學會會刊》記者約翰·蘭開斯特在印度孟買最大的貧民窟達拉維看到:在這片面積1.72平方公裏的土地上,竟擁擠著100萬人口,巷子裏堆滿了廢品和垃圾,散發著濃烈的腐臭味。這裏也幾乎沒有什麼衛生設施,平均每15個家庭共用一根水管,每天只供水兩個小時,每1440個人共用一個廁所……約翰的結論是:“這裏是城市裏的地獄!”
此外,各國的貧民窟無一例外地都是當地社會動亂的根源,是流行病的淵藪,是黃、賭、毒泛濫和黑社會控制的地盤,是正規的警治和法治社會不能建立的“化外之地”。
所以我認為,解決中國的城市化問題,如果說不能照搬西方經驗的話,那麼照搬孟買或裏約熱內盧的貧民窟模式就更不應該了。從長遠來看,中國的城市化還是應該兩條腿走路:一是按照新農村建設的既定方針,加大對農村的投入,使農民在農村也能過上一種富足安適的生活,這不僅為中華民族未來的糧食安全投資,也是為了增強農民工在城市的談判地位,使他們可以選擇不去貧民窟;二是給每一個願意在城市定居的農民工以同等的國民待遇,提高工資佔GDP的比例,使他們能夠在城市裏過上一種有基本尊嚴的生活——至于貧民窟,就還是讓它留在國外吧。（郭松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