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日多家媒體報道，日本法務省決定，醞釀已久的司法“審判員制度”將于明年5月21日起付諸實施。對重大刑事案件的審理，將由按嚴格法定程序從普通市民中抽簽產生的6名審判員與3名職業法官一起來共同承擔。對被告的有罪或無罪，量刑的輕重，審判員擁有法律效力上完全等同于法官的珍貴一票。

    長期以來，日本的刑事司法審判，一直是由法官、檢察官、律師等法律專門人士包辦的。由于高度的專業性和對司法公正、審判“正確性”的重視，成了國民難以涉足、不容置喙的禁域，對此，批判聲浪不絕。尤其是對諸如奧姆真理教等重大案件的審理，久拖不決，被認為過度浪費了納稅人的稅金，且國民缺席，納稅人的權利沒有得到貫徹。

    鑒于此，2001年6月，日本政府在反復檢討、論證的基礎上，向國會建議導入“審判員制度”。3年後，國會出臺了《關于審判員參加刑事審判的法律》（“審判員法”），啟動司法審判制度改革的初衷，是“讓健全的社會常識反映到刑事審判中”；而著名比較法學家、東京大學教授丹尼爾·福特則認為，除此之外，該項改革至少還具有其他4項功能：讓普通市民了解刑事司法制度，讓法官了解普通市民的感覺；提高國民對刑事司法的信賴；促進參與型民主主義；改革刑事手續。

    考慮到該項改革對社會心理的衝擊，在2004年5月法律頒布時，特意附設了5年後實施的法律細則，目的是為了在實施前，國民有充分的時間做好心理、知識的準備，消弭不安。同時，從國家司法機關到大眾傳媒，以各種形式對國民進行普法教育，展開了長達5年的試錯、“彩排”。

    相形之下，我國雖然有“人民陪審員”制度，但存在形式大于內容、產生程序不透明、適用范圍過窄等問題，亟待改革。在不久前引發全社會關注、充滿了戲劇性起承轉合的許霆案審理過程中，一項網上調查表明，在ATM機故障的情況下，10人中有9.1人會做出類似許的選擇。但對許的判決，無論是原判還是後來的改判，對這種“普通人”的社會心理顯然考慮不足。而對處罰犯罪這種終極的國家公權的行使權限，能否讓公民參與分享，讓普通市民的“常識”感覺進入其判斷基準的構成之中，不僅是法律“人性化”的要求，也是民主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劉檸 北京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