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位書作者坦承出書是為了介紹成功營救礦工的經驗，李九成作為營救的主要指揮者之一也佔去書中重要筆墨。
李九成領導下的河南安監局一直擔負著安監係統內的創新探索。河南省安監、煤炭管理部門率先推廣“三委派”制，即由地方政府向小煤礦直接選派安全礦長、技術礦長和安全特派員。並在這個基礎上，推廣“安全工資”制，把生產安全與工資收入挂鉤，形成“四三三”工資分配制度，即安全工資佔40%，效益工資佔30%，基本工資佔30%。
此外，河南省安監局還將億元GDP死亡率、萬人死亡率、煤炭百萬噸死亡率等數據作為重要考核指標，在全國推廣。並在省、市、縣、鄉、村、企業形成六級安全網絡管理，全國領先。
來自安監係統的多種說法顯示，李九成本次落馬與部分煤礦之間的利益輸送有關。其常年位居監管係統高位手握大權，又比較重視所謂的“義氣”，有些拉幫結派的作風傾向，加之性格粗放不謹慎，難免導致權力失去監督制衡。
“我之前也覺得他可能會出事，做事風格太大大咧咧了，不計較後果。”有安監係統人士描述稱，李九成曾在一次在公開會議上，當著眾多媒體記者的面衝一位副局長拍桌子，場面十分尷尬。
出事之後，李九成的簡歷被迅速撤下河南省安監局的官方網頁。2008年3月，原河南省煤炭工業管理局常務副局長張國輝被任命為新任安監局長，低調履新。
體制
李九成案並非孤案。
2007年3月，原廣東省安監局副局長胡建昌被判有期徒刑三年。胡曾違規發放煤炭安全生產許可證，並收受煤礦主賄款10萬元。
“(胡建昌)明明知道井下工作面上面頂著幾千萬噸水，安全評估根本沒提到，必須受到法律制裁。”2006年2月，時任國家安監總局局長李毅中在講話中評價說。
更早的案例發生在2006年4月，山西煤炭安全監察局技術裝備處處長刁岷、太原市下屬區縣的4名安監局局長、太原礦山設計研究院院長等相繼落馬，原因依舊是在煤礦大省山西對煤礦資源的整合時，數位官員在新一輪安全許可證換發期間“以權謀私”。
以煤礦為例，其合法運營必須“六證齊全”。六證包括煤礦採礦許可證、煤炭安全生產許可證、礦長資格證、企業法人營業執照等，分別由煤炭工業管理局、煤監局、國土資源廳以及工商部門等發放。其中，煤礦安全生產許可證的發放大權在各省煤監局，非煤礦山則由安監局發放。
在目前的安監體制下，在國家局層面安監總局和煤監局合署辦公，煤監局長同時也是安監總局的黨組成員。而在部分地方，這兩個部門也常常是“一班人馬兩塊牌子”，由一人兼任雙料局長比較常見。
“就河南、山西這種煤礦大省來說，肯定是煤監局長實權更大些，相對責任和反腐敗難度也更大。”一位河南安監係統的人士說。而本次落馬的李九成也是一身兼兩職的雙料局長。
2005年，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升格為“總局”，從副部級單位變為正部級。升格後的安監係統權力也隨之增加。
從2004年下半年開始，《煤礦企業安全生產許可證實施辦法》頒布施行，發放煤礦安全生產許可證的職責歸屬安監係統，意在讓安全生產主導煤礦發展的“生殺大權”。
但權力的增加往往也伴隨著尋租空間的增加。在看得見的手依舊掌控稀缺資源的前提下，礦產資源價格不能完成市場化，國有煤礦可以理所當然地從政府手中以“資源整合”的方式獲得更多礦產資源，私人資本則更傾向于以尋租的方式從權力者手中拿到並維持採礦權。
“現在安監的權力太大了，沒有他們發的證就不能開礦，這就等于掌握了生殺大權。這樣的權力很容易滋生腐敗。”中國煤炭運銷協會專家李朝林4月14日對記者評論說。
2005年至2007年9月間，浙江省檢察機關共立案查辦浙江省安監係統職務犯罪案件27件27人。一份浙江省安監係統刊物《安全生產導刊》2008年第一期中用“高危群體”形容安監係統，稱其處在“身處利益角逐、多種矛盾的風口浪尖”，稍有不慎就可能“栽跟頭”。
“安監係統近年來違法違紀案件易發高發多發，尤其表現在辦理安全生產行政許可，事故查處、安全檢查、安全資質評審、安全培訓機構資質管理、培訓考核、安全設備物資推薦等方面。”刊物中一一列舉了每一個可能尋租的環節。
這些尋租的環節遇到巨大的利益誘惑，極易擦出火花。近年來，國內原煤價格突飛猛進，已經達到300元/噸的高位。部分小煤礦的成本相對較低，每噸成本估計在100元左右，按照20萬噸的年產量計算，一個小煤礦的年利潤就在4000萬元。
其中尤其以安全整頓的損失最大，停幾天就可能損失幾百萬，“我們(煤老板)也傾向于拿出點小錢來‘搞定’。”
安監收入的現實處境
李九成案發後，本報記者在河南、山西的調查中也意外得知，安監係統人員的收入也被重重提起。
除了安全生產新體制的磨合之外，腐敗的隱患還在于，安監部門一線員工勞動強度大但薪酬普遍較低，而面對的又是利潤豐厚的煤炭開採行業，容易滋生腐敗。
“白天肯定不休息，晚上休息不保證”這已經成為安監係統內工作人員的工作常態，“但我們的收入並沒有提高，更不用說加班補貼。”一位安監係統人士這樣訴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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