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表明，解放思想是引導社會前進的強大力量。(資料圖片)
編者按：
30年改革開放，30年滄桑巨變。這變化無不是思想解放的結果。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由此引發的一場關係到國家和民族命運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成為全國解放思想的先聲。30年來，在以解放思想為先導的社會變革中，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以一往無前的進取精神和波瀾壯闊的創新實踐，譜寫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頑強奮進的壯麗史詩，中國人民的面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在此，我們推出這篇報道，以紀念真理標準大討論30周年。
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對即將奔赴前線的人說，要“送”給大家三個法寶，這就是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近70年後，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上說：解放思想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胡錦濤把解放思想喻為法寶，無非是要告訴全黨，改革開放30年，我們就是依靠它才取得了輝煌的業績。在今後的整個歷史轉型期，我們還要憑借它的力量去戰勝一切困難和風浪，直達勝利的彼岸。
一
對于匆匆趕路的中國人來說，特別是對于今天的中國年輕人來說，恐怕已很難從情感上理解“解放思想”這四個字對于中華民族歷史命運的轉折具有多麼深遠的意義和多麼深刻的內涵。生活在富足中的人們難以想像，在30多年前的“文革”所造成的災難中，中國公眾曾有過怎樣一段令人窒息的生活。
人的精神的窒息，必然會對以人為主體的社會生產
力造成極大破壞。然而，恰恰是在這一時期，世界上許多原本並不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卻快速踏上了經濟發展的快車。1978年，中國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那年，鄧小平率團出訪日本。他在乘坐日本新幹線超特快列車時說了一句話：就感覺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們現在正合適坐這樣的車。是的，當時的中國的確很需要大步快跑。他的這種急切，其實也是所有畢生為振興中華而奮鬥的人們、所有對中國老百姓的疾苦倍感痛心的人們的共同心願。而這種心情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就顯得格外迫切。
但是，那個時候，僅僅因為“文革”的結束，中國就能跑得起來嗎？僵化、保守、極左、教條等等的思想意識與惡劣積習纏繞與禁錮著人們的頭腦，而諸如“階級鬥爭為綱”和“兩個凡是”這種似是而非的錯誤理論和政治觀念，就像“緊箍咒”和五行山一樣搞得“孫猴子”動彈不得。于是，就有了憤怒的迸發，就有了真理標準的全國性大討論，就有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也就由此拉開了與改革開放同時並行的思想解放的大幕。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推動這場思想解放運動走向高潮並產生了巨大影響的，有兩種人功不可沒：一種人是在“文革”遭受迫害，脫了“官衣”（也脫去了“官氣”），住進牛棚，下了幹校，真正體驗到了人民的痛苦，重新接上了“地氣”的大批黨政幹部。經過10年“煉獄”般的煎熬，一旦“解放”，他們就立即成了中共黨內思想解放的推動力量和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言人。另一種人則是在動亂中被“哄趕”到基層的“讀書郎”、“學生娃”。這些擺脫了蒼白的政治說教，帶著政治幻想的數百萬知識分子和數千萬知識青年，在饑腸轆轆和筋骨欲碎中真正了解了中國國情和中國的百姓。蹉跎歲月加上青春的敏感與激情，使他們在思想解放的初期就乘勢而上，頻發宏論、力陳時弊、引領思想。這批極具使命感的中青年思想新銳與政界極具社會責任感的一批長者相互呼應，在思想觀念、理論學術以及人文社會科學各個領域摧枯拉朽，向著極左勢力發起了猛烈衝擊，形成了支持改革開放的強大社會輿論基礎。
這次思想解放所以能夠出現，所以能夠走向高潮，其根本原因是全社會當時都對徹底結束10年動亂和總結其歷史教訓有著強烈的訴求，同時全社會又都對改變中國現狀有著急切的願望，可以說它是社會大動蕩之後與社會大變革之前一個歷史交替時期的產物。
二
改革開放初期，從人的角度來看，是中國人卸下了清一色的服裝，也擺脫了清一色的思維，而從社會發展的本質來看，則是生產力的極大解放。
在思想解放高潮中迅速推廣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找到了真正的突破口。馬克思所主張的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直接結合”，就是這種體制性突破的實質，也由此讓當時的億萬農民一下子成了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商品生產和經營者。當中國糧食總產量在1984年首次突破8000億斤的時候，中國人從此擺脫了饑餓，綠野平疇、稻菽飄香的農村的確成了希望的田野，而我們的父老鄉親也自新中國成立初期土地改革之後又一次成為田野的希望！
1984年之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走進了城市，走進了國有企業，走進了計劃經濟這個最嚴密、最廣泛、最堅實、也最敏感的領域。要想讓市場經濟的價值規律在這個領域大顯身手、遊刃有余，談何容易！也恰恰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出現的中國的政治風波、蘇東的劇變等等，更使得姓“資”姓“社”的爭論趨于激化。一時間，反“和平演變”、提醒避免重蹈蘇聯覆轍的文章頻頻見諸報端，一些人對把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實際定位在市場取向上進行了嚴肅的批評。
面對紛爭突起，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撥雲見日、揚清激濁，再次把中國的思想解放推向高潮，也牽出了一個“東方風來滿眼春”的新局面。
那麼，這次主要由南方談話引發的新一輪思想解放的高潮，又是從哪幾個方面解除了中國進一步改革的羈絆呢？筆者管見，主要有二：首先是澄清了讓中國的改革開放邁不動步甚至退步的姓“資”姓“社”的問題。實際上，資本主義也有計劃，社會主義也有市場。因此，計劃經濟不能與社會主義畫等號。衡量中國發展好與壞的標準不是本本，而是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生產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有利于增強綜合國力。其次，就是如鄧小平在這一期間十分明確地指出的，中國改革開放的阻力主要來自“左”。這個論斷不但當時正確，而且在今後很長一個時期都會證明它的正確與有效，否則不會被莊嚴地寫入黨章。
這次思想解放的高潮開啟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寬廣大道，從農村到城市、從沿海到沿江沿邊，從東部到中西部，從經濟領域到其他各個領域，對外開放和全面改革的進程勢不可擋地在神州大地展開了。在共和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兩次思想解放高潮促進了大改革、大開放，也極大地調動了億萬人民的積極性，它最終促使我國成功實現了從權力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狀態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事實上，我國經濟也在解放思想帶來的解放生產力的基礎上，從一度瀕于崩潰發展到今天這樣的舉世矚目的規模：經濟總量躍至世界第四、進出口總額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從短缺匱乏發展到總體小康，貧困人口從2.5億減少到1000多萬。
三
在紀念改革開放30年的今天，很多人都在問：中國是否會迎來又一輪新的思想解放的高潮呢？我認為，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正視和認清今日中國現階段出現的各類社會矛盾。如能夠應對，自然無須杞人憂天；如不能夠，就應來一場激發智慧與創造力的思想解放運動！歷史已清晰地告訴我們，思想解放必須具備必要的前提條件和社會基礎。既然解放思想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產力，那麼就要看，當前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生產力的進步是不是遇到了明顯的社會障礙、制度障礙和思想障礙。
今天，中國已經基本踏上“小康水平”的坦途。然而，30年的高速發展又使我們面臨一些新的矛盾和困難。這些矛盾和困難有的是歷史積淀後的爆發，有的則是新形勢下的新問題。對這些矛盾和困難我們雖然可以稱之為“成長的煩惱”，但如處理不好，或者缺乏未雨綢繆的準備，或者因為執政運作和社會管理層面的失當，同樣可以把中國導入一種“繁榮的危險期”，並最終出現國家發展趨勢上的逆轉。
面對中國在改革開放30年後出現的嚴重發展瓶頸，面對著前無古人的歷史轉折和百年之變，面對著與30年前短缺經濟時代截然不同的時代特點，面對著完全不同的國際關係和國際環境，面對著最後也是最堅硬的制度性障礙、體制性障礙與理論性障礙，面對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再次站到了不進即退的關口，當代中國人只能有一種選擇，那就是再掀思想解放的巨浪，蕩滌陳腐，用解放思想的利劍，再殺出一條血路來。
今天的中國人渴望精神的放飛與人格的尊重，也渴望著更大的思想解放和更徹底的改革。我們將帶著這種渴望和信心，去迎接改革開放30周年這一偉大的歷史時刻！（秦曉鷹）
溫家寶：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將永不停止
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１８日在北京表示，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將永不停止，一直到中國現代化的成功，到了那時也還需要解放思想。
特稿:解放思想鎖定"開放" 重在破除幹部保守思想
以解放思想推動的改革開放已有30年，各地遭遇的首要問題卻是如何正確把握解放思想的精髓。其常見的錯誤態度之一，就是被汪洋斥為“新瓶裝舊酒”的形式主義。
“解放思想”四字曾經是幹部講話中“穿靴戴帽”必不可少的，有時甚至成為一些官員違規違法的借口。茍欣文說，一個比較明顯的現象是，一些幹部認為別人需要解放思想，卻從來不認為自己需要這樣做。
曾禮分析說，解放思想趨向形式主義、成為“標簽”的一個主要原因是，解放思想的環境還不夠寬松。
薄熙來:自加壓力解放思想 敢想敢幹是發展前提
掌握歷史"周期律"要靠改革創新
當前解放思想要抓焦點
理論：解放思想永無止境
解放思想要致力于解決實際問題
在歷史新起點上繼續解放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