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十余萬公務員正經歷著一場力度空前的收入調整“風暴”，《上海市規范公務員津貼補貼的實施方案》已經頒布，方案的矛頭直指當地公務員津貼補貼名目繁多、發放秩序混亂的現狀，力爭用三年時間，逐步消除地區和部門之間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最終促成公務員津貼補貼發放與單位佔有的國有資產和行政權力徹底脫鉤（《南方周末》4月24日）。

    此次重大調整，有人歡喜有人愁，公安、工商、稅務、教育等部門，可能面臨著薪酬下降20%甚至更多的局面；而民主黨派機關等部門，機關人員改革後將獲得30%左右的收入增長。

    平衡公務員收入差距其實只是公務員工資改革的表面，如果公務員收入最終能和其單位佔有的國有資產和行政權力徹底脫鉤，實現政府一切非稅收入一律上繳財政專戶，納入預算管理，則可能加速服務型政府的職能轉變。

    1993年公務員薪資制度改革時，為使收入分配適應各個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狀，國家層面提出建立“地區津貼制度”，各地可以根據本地經濟發展水平、財力狀況制定自身的“津、補貼”。但隨著各地公務員津貼補貼發放，名目失序逐漸出現，據不完全統計，各地擅自發放的名目達到三百多項。一些部門競相利用手中的權力取得財政預算外資金，並通過小金庫等形式成為本單位福利。

    這造成了地方政府部門的“企業型轉變”和權力擴張，一是各種亂收費在公安、建設、工商、房管、教育等部門大行其道；二是有些政府部門通過辦實體或行業協會等“二政府”擴張“勢力范圍”；三是如人大、政協等不直接對社會行使權力的機關也通過建樓堂館所出租房屋為本單位謀福利。

    這樣的激勵機制必然導致政府與民爭利以及對經濟利益的不當追逐，進而導致“國進民退”的局面。因為它本質上是一種“量出制入”而非“量入為出”的政府支出和收費體制。它會形成政府收入越多公務員收入也越多、政府支出（如樓堂館所建設）越多公務員收入也越多的不正常激勵機制，導致政府收入和政府行政性支出雙雙出現不受節制的高增長局面。

    因此，此次上海的工資改革是一場靜悄悄的政府自我革命。但這場自我革命能否最終取得成功，我們還無法樂觀。因為此前類似的改革廣東等地都曾經嘗試過，但最終效果不彰。

    雖然此次改革規定津貼補貼的發放一律通過財政以銀行卡形式集中支付，禁止任何名目的現金、實物以及有價證券，並將對違規者給予主要領導、分管領導和直接責任人先行免職再按照黨紀法規追究責任的嚴厲處罰，但若公共財政體制不建立，破除單位、部門所有制形式的“公共財產體制”不建立，公民作為納稅人監督稅收和費收以及財政支出的權利不能具體落實，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將無法單兵突進，剛性的行政性支出增長將迫使財政向各有權收費機關作出“妥協”。

    因此，只有公共財政體制、稅費法定、國有資產破除現有的單位、部門所有制等更高層面的改革，才能從根本上切斷公務員收入與收費之間的利益鏈條。在此之前，嚴格控制行政性經費支出增長的比率，實行行政性支出的總量控制，並將未經財政許可的單位小金庫等預算外收入直接作為單位福利的做法視為貪污等刑法打擊的對象，也許效果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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