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鬥爭是長徵中壓倒一切的問題。軍情多變，復雜嚴峻，軍事指揮需要高度集權，果斷處之。遵義會議後，接替博古在中央總負責的張聞天鑒于以前博古、李德軍事指揮上缺乏民主，獨斷專行，故為加強民主，常召集20多人的中央會議，對軍事行動開會討論，集體決策，懂與不懂軍事的人都參加，常為軍事行動爭論，這樣既牽扯了精力，更與軍情的瞬息萬變、需要集權相矛盾，實際上又妨礙了軍事指揮。特別是在1935年3月10日，開會討論是否打打鼓新場時，唯毛澤東一人不主張打，並以辭去“前敵總指揮（3月5日被任命）的職務力爭”，但在“少數服從多數，不幹就不幹”的情況下，毛澤東的意見被表決否定，還失去了剛被任命不到一星期的前敵總指揮職務。後來事實證明，毛澤東的意見是正確的，還是毛澤東高明。此事後，為適應軍事指揮的需要，毛澤東提議可繼續採用長徵初期的
“最高三人團”的方式，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組成的軍事領導小組，以加強和保證軍事的集中指揮。據周恩來回憶說：“這樣，毛主席才說，既然如此，不能像過去那麼多人集體指揮，還是成立一個幾人的小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組指揮作戰。”張聞天1943年12月也在筆記中寫道：“在搶渡烏江以前，澤東同志提議以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經過打鼓新場之事，張聞天也認識到軍事指揮需要臨機決斷，經常開會來決定，對軍事指揮不利，自己對打仗是外行，成立“三人團”，便于集中，也省掉召集會議的麻煩。于是，經張聞天同意，報中央政治局批準，大約在1935年3月中旬，在貴州鴨溪、茍壩附近成立了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領導小組”，即“新三人團”，全權負責軍事指揮。從“新三人團”成立看，人選名單是毛澤東提議的，政治局決定的。“新三人團”為什麼是這樣的人員組成呢？筆者以為，主要是因為周、毛、王搭配是當時的最合理組合，能充分保證軍事指揮的集中和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
行動是服務于目的的。從“新三人團”成立的背景看，當時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便于軍事指揮集中專斷，故人不能太多；二是為了保障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故人選要有利于此。在當時形勢下，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人組合應該說是最合理組合，能充分實現這兩個目的。第一個目的最重要，但易于實現，因為遵義會議後黨內政治生活正常了，周、毛、王都已是政治局委員（王稼祥此前為候補委員，遵義會議後成為正式委員）。第二個目的的實現就涉及到人選搭配問題，在當時還是很敏感的。三人中，毛澤東自不必說須參加。
就周恩來而言。周恩來和朱德是遵義會議決定的軍事指揮者，特別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又兼紅軍總政委（當時紅軍中政委負最後責任，權力大于同級軍事領導，是各級最高領導），在長徵初期實現紅軍“轉兵”和糾正“左”傾軍事錯誤中起到了別人無法替代的作用，不管是在黨內，還是在紅軍中都有深遠的影響和很高的權威性。加之周恩來為人謙和、靈活、易相處，能在紅軍高級指揮員及黨中央的同志中間起到一種特殊的紐帶作用。周恩來在長徵初期和遵義會議前後，就對毛澤東予以極大的信賴和堅定的支持。正是他的堅持，毛澤東才得以隨行長徵，是他的堅定支持和信賴，毛澤東的一係列主張和建議才得以採納，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確立更是少不了周恩來的貢獻，如果周在“新三人團”中自然會全力支持毛澤東。所以，以周恩來當時的地位、權力、影響、能力，周參加“新三人團”必不可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