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南方談話”是一個重要轉折。
在“南方談話”之前10年，他擔任廣州市的市委常委、市長、市委書記；此後10年，他擔任廣東省代省長、省長、省人大常委會主任。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後期，是朱森林從政生涯中最為輝煌的二十年，也是廣東改革開放從起步到蓬勃發展至關重要、也最為自豪的二十年。
採訪朱森林時，他遞給記者幾份材料，包括他在中央黨校的論文、報告，以及對“發展是個硬道理”的體會文章。字裏行間透露，改革開放的大環境總是存在激烈的爭論，而廣東的改革開放就在這種爭論中，懷著期待、探索以及某種程度上的堅定先行一步。
改革開放就是“聖火”，這是朱森林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深刻認知：正是這團聖火照亮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正是改革開放發展了中國。
有人說怪話，“形勢大好，白菜三毛”(原來5分錢一斤)。有些人甚至寫信告到中央，震動中南海，中央領導曾親自打電話詢問情況。“但長痛不如短痛。”廣州不顧“陣痛”，頂著各方面的壓力，成功實現了價格“闖關”。
1987年，擔任市委書記的朱森林還提了一個內部做工作、對外不宣傳的口號———“超天津”，並最終得以實現。1990年，廣州綜合實力躍居第三位，僅次于北京、上海。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深層次問題逐漸暴露出來，改革到了上世紀90年代，已經不僅僅是小打小鬧就能推動的了，產權制度的改革就是一例。當時的廣東堅信一點，工業改革到了最深處一定是改產權，而不是淺層次的利稅改革。實踐證明了這個觀點。
用解放思想作先導，用革命的膽略和智慧來破解我們前進中的難題，繼續為全國提供新鮮的經驗。“當年我們殺出一條血路，我們改革的勇氣很大，現在我們應該繼續保持這種改革的勇氣”。
廣州的改革開放
價格改革震動中南海，廣州不顧“陣痛”，頂著壓力成功“闖關”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經歷了一個長期曲折的過程，改革開放初期，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演化”是從價格改革開始的。廣東是中國價格改革最早的省份，廣州作為省會城市在那個物資短缺、流通不暢的年代飽受煎熬，對價格改革的期望也更加迫切。
“四季如春沒菜吃，魚米之鄉沒魚吃”，這是廣州當時的真實寫照。其他諸如“電燈不明，電話不靈，道路不平”的評價屢屢可見，媒體甚至刊登了一幅“從冰箱裏拿出烤雞”的漫畫，來反映電力供應緊張。
當時的主政者，頭痛不已。
“計劃經濟下的價格管制，違反了價值規律，流通體制僵化，是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朱森林說，當時蔬菜是統購統銷，每畝種多少，什麼時候上市，完不成任務要受處罰。農民為了完成任務，拼命增產，講數量不講質量，“通心菜只有1/3能吃，‘可食率’甚至成為當時的專有名詞。”
這種狀況下，價格改革已成必行之策。
廣東的價格改革是從城市開始的。朱森林介紹，價格改革初期還沒有上升到理論層面，但當時的廣東經濟學家卓炯特別提倡價值規律，廣州乃至廣東也都是按照價值規律，從實踐中摸索來逐步推動改革的。
最早的改革出現在1978年，芳村最先放開河鮮、蔬菜、塘魚價格，此時正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1981—1983年，廣州全市蔬菜、塘魚、水果等價格陸續放開。
改革總是伴隨著困難與雜音的。物品價格波動，菜價上漲較大，導致市民情緒波動，反應強烈。朱森林回憶了當時的“緊張”形勢：有人說怪話，“形勢大好，白菜三毛”(原來5分錢一斤)。有些人甚至寫信告到中央，震動中南海，中央領導曾親自打電話詢問情況。
“但長痛不如短痛。”朱森林說，廣州不顧“陣痛”，頂著各方面的壓力，成功實現了價格“闖關”：經過一段時間放開價格之後，價值規律發揮了杠桿作用，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副產品普遍增多，價格逐步回落，並日趨穩定。農民收入增加了，市民也得到了實惠。廣州價格改革取得了明顯成效，在全國反響很大。
“拎著幾個公章，帶著幾個人”，白手起家辦起廣州開發區
從朱森林的個人經歷來說，談到廣州的開放不得不說起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建立。正是當初朱森林的主動請纓，時任廣州市委書記的許士傑將他派到了那個曾經的荒涼郊區“白手起家”。
1984年4月26日，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籌備小組成立，朱森林兼任組長，對開發區的選址、總體規劃、近期計劃、引進項目選擇以及機構組建等，制定了工作方案。同年6月19日，廣州市委、市政府批準成立開發區管理委員會，朱森林任管委會主任，實施興建開發區各項計劃。
廣州開發區的發展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兩個階段。國務委員谷牧當年來廣東視察時曾指出，廣州開發區不能再搞一般的引進加工業，而要搞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的工業，“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地點，選得還可以，不過不要急于求成，全面鋪開，要一小塊一小塊地搞。”
在這樣的原則下，開發區選在黃埔區東緣、珠江和東江幹流交匯處，確立了南圍綜合區、港前工業區、東基工業區、西基工業區、北圍工業區和雲埔(東)區等六個小區。但那段日子確實比較艱苦，朱森林回憶說，開發區的籌備和建設初期，地域偏、環境苦，政策、資金來源、人才、技術都是必須要解決的問題。曾經有這麼一個文學的形象說法，就是說我拎著幾個公章，帶著幾個人，就到開發區白手起家了。
開發區基本上是參照經濟特區的模式，有較大的自主權。“正局級幹部市裏批，副局級幹部開發區管委會批，政策相當于特區的政策。”當時的廣東省省長梁靈光也很重視，省政府專門撥款3000萬元作為開發資金，不能作其他用途，這讓開發區從無到有地成立起來。後來各省凡是搞開發區的人到廣州開會，都很羨慕，說廣東省政府真是支持開發區建設。
政策、資金的保證吸引了大量企業的進駐，剛成立不久，開發區的經濟就已經佔到全市的五分之一。後來開發區又從小到大，到成立20周年時，共有1800多家企業，50多家全球500強企業落戶。
“當時有種說法叫‘廣大上青天’，說的是廣州、大連、上海、青島、天津等五個城市的開發區辦得很紅火。”朱森林說，廣州開發區從實際出發、依托“母城”，發展非常順利，辦出了廣州的特色。
開發區的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稱得上是廣州當時飛躍發展的一個縮影，朱森林介紹，1980年，廣州經濟實力綜合指數在全國十大城市中排第6，居中下水平。1987年，擔任市委書記的朱森林還提了一個內部做工作、對外不宣傳的口號———“超天津”，並最終得以實現。1990年，廣州綜合實力躍居第三位，僅次于北京、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