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在讚許和質疑之間“騎墻”，但在沒有進行具體和實證的分析的情況下，顯然不太可能就“書記種田是否純屬個人休閒方式”作出事實判斷。騎白馬的不一定是王子，他可能是唐僧。同理，種田的不一定是農民，他可能是市委書記。這種認知邏輯就是承認事實判斷的重要性。——李斌
易佳良（前）正在田間播撒農藥。 王偉健攝
前幾年，在網絡論壇裏曾經流行這麼一個簽名檔，“某一個大學生的最低人生奮鬥目標：農婦，散錢，有點田。”而對于“湖南瀏陽市委書記在農村租田種水稻”(《重慶晨報》4月28日)的新聞主角來說，“種點田”的行為，自然與或低或高的人生目標追求沒什麼關係，用他本人的話來說：“純粹是玩一玩，休閒，回歸大自然。”
盡管易佳良一再強調租地種田是個人愛好，但是作為一個政府官員，身居市委書記的高位，他的一言一行一旦被公諸于世，又很難避免不被進行種種解讀和詮釋。有村民就說，書記能來種田是個好事，他可以親自體會農民的不容易。尤其是在糧食安全形勢嚴峻的大背景之下，更被賦予了“有助于官員了解農民和農業政策”的示范意義。但也有人認為市委書記的愛好純屬作秀，更有大學教授認為：“在其位，謀其政”，市委書記的主要職責是為全市人民謀福祉，而不能為個人愛好花費太多時間。
我不想在讚許和質疑之間“騎墻”，但在沒有充分的信息源和經過時間檢驗，沒有進行具體和實證的分析的情況下，顯然不太可能就“書記種田是否純屬個人休閒方式”作出事實判斷。事實基礎缺失，也就談不上什麼價值判斷——任何一種臧否是非，只可能淪為虛妄的空中樓閣。
騎白馬的不一定是王子，他可能是唐僧。同理，種田的不一定是農民，他可能是市委書記。這種認知邏輯就是承認事實判斷的重要性。而書記種田和農民種田，更有可能完全是兩回事。據報道所述：易佳良租種的稻田，是當地唯一一片綠油油的早稻田，與周邊數百畝荒地顯得格格不入。這種客觀上的同一時空位面的鮮明對比，已經注定了這種“休閒”的性質變異。
易佳良所預計的自己耕種的收成是：種兩季稻，一畝地就可以收2000斤。據當地村民小組組長所算的成本收入賬：這樣下去肯定不賺錢的。如此入不敷出，無疑符合“休閒”的原意——不用考慮經濟上劃不劃得來的問題。但作為公眾，卻不能不考慮：一個帶著“市委書記”身份標簽的人，其所選擇的休閒方式，是否會耗費太多的公共成本？
易佳良無疑在努力撇清“市委書記”這個身份標簽對“種田休閒”的放大作用，但在事實上卻是失敗的。譬如說“休閒“必備的那輛挂著湘0"AK001的墨綠色豐田越野車；譬如說，其拋秧、除草的兩次“休閒”，並非在正常的工作時間之內進行；譬如說，在拋秧那天，“溪江鄉黨委秦書記帶著農業部門的幾個官員先行來到田間，後來梁市長也來了。’”如此龐大的“休閒”陣勢，實在不能說咂摸不出一點異樣的味道。
就當下的官場習性而言，只是公車私用的話，這種細枝末節的作為實在不應該被上綱上線。易佳良也清醒地認識到“鄉裏幹部……平常我就叫他們不要管”。言下之意，他的“休閒”是有原則的，要做到“不擾官、不擾民”。
可所謂“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即使我們相信市委書記不會接受農業部門為這個“休閒團隊”配備專職的農藝師，如果對當下的官場文化有所體認，也可以展開合理想象的翅膀——既然不是作為養家糊口的根本，包括幾位市領導的這7位種田股東，不太可能花太多的時間和精力去侍弄這些水稻田，對某些善于逢迎上意的屬下來說，會不會代勞呢？會不會動用公共資源而夾帶私貨呢？即使花的都是小錢，卻會大大改變領導幹部8小時之外生活方式的實質。自稱為“休閒”的個體行為，就具備了公共行為的性質。
因此，對于“書記種田”，所抱持的最恰當的態度，不是拔高，也不是貶低。關鍵在于，這種種田的休閒方式，不管其出發點是回歸原生態的個人喜好，還是一種布爾喬亞式的小資情調，都應該警惕它因為某些因素的摻雜而變質，滑向假公濟私、勞民傷財的淵藪。易佳良還表示，“不搞樣板田也不搞高產田”。但在傳播效應上，“書記種田”這件事卻已經起到了“試驗田”的效果。它檢驗了民眾對代表著公權力的官員群體的觀感：民眾期許一個普通的休閒方式會附帶著政治示范價值，是否正說明了，有太多官員所選擇的“休閒“方式讓民眾反感？（來源：信息時報 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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