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教育與學潮
當時的教育界，人事和財政均受軍閥官僚的牽制和影響，教育界內派係傾軋，四川也不例外。為徹底改變這種狀態，惲代英提出了“學校公有”的口號。他指出，要防止校長或少數教職員利用特權，以排斥異己，引用私人，改變學校用人及行政的根本計劃，必須學校公有；要防止外力傾軋，排斥學生表同情的教職員及不良教職員靠外力或求校長歡心以濫竽充數，必須學校公有；要學校合理用錢及用人，能使大家貢獻最好的意見，必須學校公有；(參閱惲代英：《川南師范的學校公有運動》，載《中華教育界》第11卷第11期。)。為實現學校公有，在惲代英倡導下，學校設立了校務委員會，作為學校的最高權力機構。校務委員會吸收教師、學生代表參加，學校各種計劃以及學校款項的支配，均由校務會議決議，全校嚴格遵守。校務委員會還由七人(不拘是學生還是教員)組成經濟委員會，輪流查核用款情況，實行“經濟公開”；學校聘請或續聘某教職員，也應徵求學生意見，學生可以“擇師”，學生若不願聘請或續聘某教職員，可說明理由，校長即召開教職員會議，選出代表三人，到校級監視投票，如果有三分之二不讚成，就不得聘請或續聘。同時，也不得無故撤換教師。學校公有運動產生了較大影響，正如《川南師范的學校公有運動》一文按語所說：“川南聯合師范學校，一年來力謀改革，最近該校教務主任惲代英君，更提出《學校公有運動》一文，主張財政公開，用人須得學生同意，頗能力矯歷來校長中飽校款與任用私人之弊。”經過“擇師運動”，幾個不學無術的封建古董被撤掉了，有些課一時無人講授，惲代英旋即頂上。他博學多才，文理都兼，應付自如，全校師生無不驚嘆佩服。
一九二二年春，川南師范學校校長王德熙調往富順縣作知事。王德熙離校後，四月，校長由惲代英接任(楊森本擬請惲任永寧道教育科長，被拒絕)。
惲代英任校長後，更大舉進行教育改革，先後聘請由武漢、重慶、成都、上海等地而來的革命青年肖楚女、李求實、劉願庵、穆濟波等為教師，使學校充滿了前所未有的民主空氣。《新四川通訊》報道說：“該校教師，大多是富有新思想之教育家。教育制度上採用新學制，適合新教育原理，教材採用適應新思潮之課程，校內組織採取委員制，委員會由學生與教職員共同組織，凡事均由委員會決定。凡有束縛學生之思想、身體的一切不良管理，必須打破。培養學生自治能力，對于校內外秩序極端遵守。學暇時，常與教職員互相探討關于學生之討論，教職員偶有錯誤，學生每而(面)斥其非，教職員不以為忤，而學生每有意見，教職員亦竭誠容納交付委員會。”(見《惲代英在瀘州》，載《社會科學研究》(四川)1980年第1期。)因而，川南師范學校迅速改變面貌，學生“精神活潑，顯著進步”，一躍為四川名牌學校，許多青年學生踴躍報考，學校不得不在瀘縣城郊忠山設立分校。
惲代英在辦好川南師范學校的同時，又積極支持瀘縣開設平民夜校，免費招收貧苦青年學習，普及文化教育。為實現男女平等，提高婦女地位，他還創辦了一所女子師范學校，招收衝破封建禮教，由封建家庭束縛下解放出來的進步女青年。
一九二二年暑假，川南師范學校爭取到一千元撥款，由惲代英親赴上海購置圖書、儀器。就在他去滬期間，四川政局又亂，軍閥混戰。軍閥楊森所屬的第二軍敗北，東下湖北宜昌。另一個軍閥賴心輝所屬的第一軍乘機攻佔瀘縣，任用下屬旅長張英(挺生)為川南道尹，取代楊森。張英和當地土豪劣紳狼狽為姦，摧殘教育事業，將從前教育經費一概取消，並造謠攻擊惲代英“挾財遠逃，不會再回”，遂委羅毓華(廷光)為代理校長。羅毓華是“擇師運動”時被撤換的教員之一，他來校後，秉承張英的旨意，進行大清洗，將學校原建設規劃全部推翻，把經過擇師運動學生信賴的思想進步、學有專長的教師概行撤聘，另用私人；又以“有損校長威權”之名，撤銷校務委員會，廢除學生自治權利。瀘州的封建勢力和原被撤換的教職員一齊活躍起來。他們原來就反對革新教育，現在有恃無恐，更是借題發揮，攻擊污蔑川南師范為“罪惡淵藪”，叫囂“所有從前教職員及所創辦之新事業都宜(連)根拔除”。
這種倒行逆施的行為，激起了全體學生的無比憤怒。九月一日，學生們發出《快郵代電》，強烈抗議張英、羅毓華摧殘教育、摧殘青年。電文說：“同學目睹黑暗，身受欺淩，以川南二十五縣培植人材之學校，竟作少數姦人植黨營利之投機事業，四萬萬人生命所係之神聖教育，遭此非理摧殘，誰非血氣之倫，寧甘隱忍？”他們結隊前往道署請願，堅決提出“要惲校長，不要羅校長!”要求學校公有，辦事用人，不得加以非禮幹涉；所扣經費，須一律退還；將羅毓華及所聘教職員請出校外，由學生另行推舉。全體同學在《快郵代電》中堅決表示：“同學等堅定一心，甘犧牲事務(及)青年熱血，破除我們生命和人格自由的惡魔，保全二十五縣屬培植教育人材的學校，打滅全國教育進行的道路上一大障礙，此學校公有運動，非到目的，寧死不止。”
張英悍然拒絕了學生的要求，兩次電請川軍總司令兼省長劉成勳取締新思潮和限制傳播新思潮的教員和學生，同時下令開除六名學生，妄圖採取高壓手段，壓服革命學生。同學們針鋒相對，堅決不肯離校，繼續堅持鬥爭。他們堅信：“我們的惲校長一定會回來!”並發表聲明：“川南二十五縣屬教育(滅亡)了，我們當然囗囗(共其)命運!”表示了鬥爭決心。張英為鎮壓學生運動，又採取了更愚蠢的行動，命令所屬各縣學校，“凡稍帶有新思潮色彩及沾染新思想之教員學生完全辭退或開除”，又令瀘縣圖書館和縣屬各學校，將所有宣傳新思潮的書籍，盡數收檢，不準借出，或者全部焚毀。
惲代英在上海辦完公務，即給川南師范學校回電，告知不久將返回學校。全體同學接電，欣喜若狂，頓時覺得有了依靠。九月下旬，他回到學校，革命同學含淚相迎。惲代英的返校，戳穿了反動派的謊言，更鼓舞了學生的鬥志。雖然惲代英還在上海採辦時已得知四川政局變化，估計到川南師范改造的成就將全功盡棄，但他沒有料到，川南師范學潮竟發展到這樣尖銳對立的嚴重局面。為使學生既得到鍛煉，又少受損失，惲代英因勢利導，說服教育學生，只要保住學校的新制度便可，至于誰任校長，不要執意；並堅持每天給學生補習英語，講社會發展史。同學們在惲代英指導下一面學習，一面出《半周刊》和《課余》兩種小報，繼續進行學校公有運動的宣傳。
所謂惲代英“挾財遠逃，不會再回”的謠言破產後，曾被解聘的那幫封建遺少，又遵照反動當局的旨意，盜用“川南師范學校全體學生”的名義，發傳單，寫呈文，誣蔑惲代英“戀”、“爭薪水”、“經濟不公開”等，請求張英“徹底解決”。其實，惲代英生活艱苦樸素，向為全校師生所共知。他每月工資和稿費都在二百元以上，但他規定自己只用四元，夏天只有兩套學生服，冬天一套青布學生制服和一條用過多年的絨毯。除給家裏寄一定的生活 費外，絕大部分都資助窮苦學生讀書和捐獻革命活動。
道尹公署接到這幫無賴的“呈文”後，于十月中旬的一天，佯稱召開教務會議，無理扣押了惲代英，並對川南師范實行經濟制裁。 張英自以為得計，以為如此可以平息學潮，結果適得其反。消息傳來，更激起了全校革命師生的公憤，他們掀起了罷課浪潮，堅決反對無理扣押惲校長。他們成群結隊，攜帶食品，前往監獄，探望自己敬仰的老師。他們還結隊遊行，日夜輪流到道署請願，並多次發表宣言，譴責張英的罪行。
同學們嚴厲質問：“監獄是關押犯人的地方，為什麼要把我們的老師押在這裏？”“惲校長挾財遠逃，既屬誹謗，為什麼要撤換？”他們還派十多名代表，帶上被蓋前去陪伴。
張英見事態擴大，怕不可收拾，不得不親自出馬，宣布撤銷羅毓華的校長職務，由自己兼任。但同時進一步迫害進步學生，開除罷課學生一百余人，而且囑省內各校不許接收被開除的學生。被開除的學生，雖無處求學，而“運動之志，仍不稍衰”，他們在社會上繼續宣傳，經受革命的考驗。留在校內的學生，繼續開展鬥爭。瀘縣城鎮各級學校，也融成一條戰線，一致聲援川南師范學校學生的正義鬥爭。四川各地學校，也紛紛起來響應，掀起了全省空前未有的大學潮。
色厲內荏的張英懾于革命潮流的威力，一再請求吳子俊先生(川南師范學校化學教師)出面斡旋，並請他出任代理校長，以求緩和矛盾。同時請成都高等師范學校校長吳玉章和吳子俊出面，保釋惲代英。
十一月八日，惲代英被釋放回校。他非常感激主持正義的教師和可愛的青年學生，在次日至重慶一位朋友的信中寫道：“我于此次很感謝四川持正論的一些先生，尤其感激川南師范一般可敬愛的真摯青年。這種扣留雖不算一回什麼事，卻贏得了這些濃厚的同情，比平平穩穩的教授講演功效大了十倍。自然那些盜用同學名義的傳單是沒有一辯的價值。”明知四川政局紛亂，為什麼還要入川？惲代英在信中接著告訴朋友：“第一，我帶了這麼多款子出去，不願不來親手清交；第二，學校已出乎意料的鬧到這樣子，不能不求設法收拾，總望同學少吃一點虧。”這封信表現了惲代英對同學的深情厚愛。
惲代英返校後，川南師范學校學生紛紛請求他繼續留任校長，主持校務。惲代英考慮“因與他方預有成約，信義有關，不願中途有所變易”，遂一面應學校和同學們的要求上一點課，一面趕辦移交。他決意離開瀘州，辭去川南師范學校校長的職務。他在辭職書中說：“……川南師范自去歲受政潮影響，學生學業，既多荒廢，學校規則，亦復蕩然。代英私念，此際，第一須于最短期間有威信孚著之校長，能到校整飭；第二于規模粗定以後，宜極力求此校不復與政潮發生關係，使以後學校，可以安定入于軌道，不復有無謂之風潮。以代英管見，前教育科長盧思為人勤慎、精細，為學生所信仰。但能經費與辦事方面，使勿受各方牽制，必能當暫時整飭之任。至于將來，久任人員，以道尹之明，必于各方關係之計，得一勝任愉快者，以慰一般學生之望，即盧思亦可備道尹之諮詢也。代英感激道尹之厚望，以及一年來學生艱苦維護之隆性，徒以自身有信約障礙，未能略盡綿薄，但囗囗(望施)久治安定之計，以我區區之意，可略口(為)採擇，除已專呈軍長表白此意，特肅寸稟，恭候裁擇。”(以上見惲代英致永寧道尹書。)
一九二三年一月，惲代英離開了瀘縣，應吳玉章、王右木(王右木，四川江柚縣人。早年留學日本，四川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時在成都高等師范學校任教務長。)之聘請，去成都高等師范學校執教。他途經重慶，稍事停留月余，于三月初抵達蓉城——成都。初住在臬臺衙門監獄學校內，後移居西南公學。這時，他會見了四川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王右木和吳玉章。王為成都高等師范學校的教務長，吳為校長。惲代英剛到成都，王右木就請他到高師執教。他的講課，吸引了許多學生，“震動全校”，“是最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吳玉章：《回憶五四前後我的思想轉變》，載《五四運動回憶錄》。)
惲代英在成都積極開展活動。五月五日，他在西南公學舉行了“馬克思誕辰紀念會”。會上，他講演“滔滔不絕，聲音宏亮，非常誠摯動人。”(肖崇素：《回憶五四時期四川的幾個革命先烈》，載《四川日報》1959年5月14日。) 初夏，惲代英接到鄧中夏的信，希望他到上海擔任上海大學總務長一職。上海大學是黨培養幹部的搖籃，是革命同志和戰友“駐足講學儲能之處”(惲代英致葛季膺書，1923年6月19日。)。惲代英遂于六月乘船經渝州，出三峽，穿陽夏，過金陵，去東海之濱——上海。
惲代英在四川雖然不到兩年的時間，但他播下的革命種子，在巴山蜀水間發芽、開花、結果。在他的辛勤教育培養和影響下，四川一批進步青年投入到火熱的革命鬥爭中，有的還為中國革命獻出了青春。郭沫若說：“代英在四川瀘縣做過師范工作，四川的青年受他的影響的，因此也特別多。……四川那樣山坳裏，遠遠跑到廣東去投考黃埔軍校的一些青年，恐怕十個有九個是受了代英的鼓舞的吧!”(郭沫若：《由人民英雄惲代英想到“人民英烈傳”》，載《中國青年》1950年第38期。)
來源：雨花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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