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惲代英的愛國情結
曉葉
“浪跡江湖憶舊遊，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拼憂患尋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這是中國共產黨早期著名政治家、理論家、青年運動領袖惲代英在獄中寫的詩。幾天後，他被國民黨反動派槍殺在南京偽中央監獄裏。他的生命是短暫的，然而他將自己的命運與祖國解放緊緊聯係在一起，就使其有限的人生得到無窮的延長，閃耀出燦爛的光華。
一
惲代英生于憂患。他誕生這一年，日本強迫腐敗的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繼而引發了西方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使中華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他三歲時，神州大地展開了一場學習日本明治維新的救亡運動，其領袖康有為、粱啟超、譚嗣同在他成長的道路中，曾起過積極作用。他六歲時，八國聯軍打進京城，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奇恥大辱的《辛醜條約》……
民族危難猛烈撞擊著他的心扉，革命志士的前仆後繼如火炬照亮了他前進的道路。強烈的憂患意識驅動著他在十三、四歲時，就從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中，汲取積極奮發向上的精神力量。傳統的善惡觀是惲代英愛國主義的起點。那時他想到的是“中流擊楫”、“攬轡澄清”的人格。後來他把這些朦朧的人格觀上升到理論高度。他將世界劃成善惡兩極，在《一國善勢力之養成》(載《青年進步》第16冊，1918年10月。)中指出：只有善勢力養成，方能撲滅惡勢力，國家才能興盛發達。如何養成善勢力呢?在于培養優秀品德，為此他提出了“立品救國”的思想。將道德與國家命運聯係在一起，很顯然這是他對傳統倫理哲學的繼承和改造。
青年惲代英在探索救國之途時，特別強調“行”，表明了他的唯物主義傾向。他反對空談，反對無休止的爭辯，提倡“力行”。他批評了“一般自命為愛國之士者，但好口說爭辯，而不實行，或實行而不切實、不勇猛之過。故吾等今日必須超然跳出口說爭辯之范圍，凡自見可以救國者實行之，切實而勇猛以實行之，非此不足以救中國”(《惲代英文集》第69-70頁。)。很顯然，他的“力行”觀洋溢著愛國主義精神。
正是本著力行救國的精神，他以飽滿的政治激情，投身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他寫了《義務論》、《新無神論》、《物質實在論》、《懷疑論》等充滿戰鬥精神的文章，宣傳近代唯物主義，高舉起科學與民主的大旗，批判封建專制和帝國主義文化。他的這種理性戰鬥的目標是救國。正如他在“最有價值”的文章一《經驗與智識》中所表白的那樣：“吾願政治家讀吾此言，當力求利用各種真學問之人才，無徒恃有經驗而無智識之老官僚，以自誤國事。”(《惲代英文集》第53頁。)
正是本著力行救國的精神，他懷著積極的愛國情感，投身到救亡運動中。1915年袁世凱欲黃袍加身時，他組織愛國學生走上街頭，散發反對復辟帝制的傳單，與袁世凱勾結日本帝國主義的賣國罪行作鬥爭。1917年10月，他在武昌組織了第一個進步小團體互助社。在《互勵文》中，他寫道：“我們都曉得，今天我們的國家，是在極危險的時候，我們是世界上最羞辱的國民。我們立一個決心，……不應該忘記伺候國家、伺侯社會。”(《互助》第1期，1920年10月)。第1918年5月，北洋軍閥段棋瑞與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了賣國的《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消息傳到武漢，他立即組織互助社成員，發動群眾，舉行抗議活動。他寫了《力行救國論》，揭露帝國主義侵略罪行和反動軍閥賣國的勾當，呼吁民眾奮起反抗。為了表示愛國的決心，他“始剃全頭，不戴東洋頭之義也”(《惲代英日記》第686頁。)。他們將這種用中國制造的剪子剪的平頭稱為，“愛國頭”，在散發傳單上也特別寫上“這是中國紙”。
1919年五四狂飆激蕩神州大地，惲代英立即投入進去，成為武漢地區的領導人。5月7日，他得知北京愛國學生舉行遊行消息後，連夜油印愛國傳單。傳單于次日散發，上面悲憤的寫道———“那在四十八點鐘內，強迫我承認二十一條協約的日本人，現在又在歐洲和會裏，強奪我們的青島，強奪我們的山東，要我們四萬萬人的中華民國做他的奴隸牛馬”(《惲代英日記》第536頁。)。這猶如革命的火種，點燃了學生們心中的反帝怒火，學生們揚臂高呼愛國口號響徹雲際。從這天起，惲代英憂思國難的火燙的心，同武漢地區民眾掀起的壯烈雄偉的反帝反封建的鬥爭緊密聯係在一起。
正是本著力行救國的精神，他高舉起批判的大旗，不斷地接受新思想，並付諸于實踐，不斷否定舊我，超越自我，苦苦尋找濟世的先進思想武器。五四時期，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貼上“社會主義”的標簽涌入中國。這些新思潮如閃光體立即引起了處在黑山谷中摸路的惲代英的極大興趣。他懷著強烈的愛國情懷，將這些思潮不加消化，囫圇吞棗地變成救亡圖存的思想武器。其中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十分明顯，他尤其崇拜俄國著名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克魯泡特金。他創建的進步小團體互助社，就是“取克魯泡特金進化論的意義”。他運用克氏“互助論”的觀點，猛烈抨擊帝國主義，針砭時弊，無情鞭韃封建主義。他憧憬著整個人類通過“互助”進化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無政府共產主義。
惲代英在接受無政府主義影響時，也接受了其它“新思想”的影響，從皮浪、康德的懷疑論到達爾文的進化論，從天賦人權論到唯愛主義等等。這些思想又和中國傳統的思想混雜在一起，呈現出十分復雜的狀況。但是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是他思想的主流。他將自己生命之根深深扎在愛國主義的沃土中，使之根深葉茂。當日本的新村主義傳入中國後，他又以火一般的熱情，積極響應，和林育南、李求實等青年在武昌、黃岡等地，辦起了書社、小工廠、學校，希望避開黑暗社會，關起門來過“自利而利人”的“共同生活”，以達到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黃金世界”。經過一年多的實踐，他們非但看不到實現黃金世界的希望之光，反而在經濟壓迫下，陷入到絕境。殘酷的現實告訴他們，舊路是一條死路，不能走下去。新路在何處?一時又尋覓不到。他陷入苦悶、防惶之中。
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的傳播，共產主義在他面前展開了一條光明之路，他如饑似渴地學習馬克思主義，開始運用唯物史觀分析中國社會，認識到要救國家，必須首先用暴力推翻封建軍閥的政權。正是因為他通過革命實踐，將各種西方思想進行試驗、對比，在挫折和失敗中間，認識到只有馬克思主義才是救中國的唯一法寶，所以他能自覺與“舊我”絕裂，嚴格解剖自己，執著地信仰馬克思主義，堅貞不渝，並為此奮鬥終身。
惲代英在主辦《中國青年》期間，將宣傳馬克思主義放在辦刊宗旨的首位。但他絕不用抽象的教條、空洞的口號和唱高調，而是將馬克思主義寓于廣大青年所關心的學習、工作、戀愛諸問題中，使他們潛移默化地受到教育，自覺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他指出：共產主義應該是每一個革命青年的最崇高的理想，要實現這個理想，首先應該投身于打倒帝國主義，推翻封建軍閥統治，實現民主革命勝利的鬥爭中去。他號召廣大青年走出書齋，走向社會，參加到革命的行列。
與此同時，國家主義派將自己裝扮成愛國主義者，瘋狂攻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國民黨右派戴季陶也著書立說，在理論上論證馬克思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有些青年一時分辨不清，有的甚至隨聲附合。惲代英和瞿秋白、蕭楚女等，著文痛斥國家主義派和戴季陶的無恥瀾言，旗幟鮮明地指出：共產主義運動完全適合中國。中國目前進行的民主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漸進于共產主義。這場論戰進一步傳播了馬克思主義，也提高了廣大青年的思想覺悟，堅定了他們追求革命真理的決心。
1927年夏，汪精衛步蔣介石後塵，發動了反革命政變。一夜之間，“赤都”武漢變成了反革命的屠殺場。“馬克思列寧主義不適合中國”、“共產主義是赤禍”的陳詞濫調又充塞書國。這次反馬克思主義的叫囂和一年前國家主義派的叫囂不同的是伴隨著瘋狂的大屠殺，成千上萬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倒在血泊中。
“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惲代英面對白色恐怖，毫無懼色，提筆著文：中國民主革命只有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才能取得勝利。只有這樣才可以保證中國革命的非資本主義前途，以轉變到社會主義。他懷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必勝的堅強信念，鼓勵身邊的同志“只有奮鬥可以給你們生路，而且也只有奮鬥可以給你們快樂。我們要忍受一切困難與艱苦，咬著牙關奮鬥過去！”“創業總是艱難的，敢于創業的人，便不應計較艱難。世界上沒有一帆風順的革命。”(陳同生：《代英同志的教導畢生難忘》，《青年報》1957年4月26日。)他不顧個人安危，和周恩來、張太雷、葉挺等同志，領導了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廣州起義失敗的那一天，面對著衝天的火光，在轟轟的炮聲中，他信心百倍他說：“挫折是不可免的，要經得起挫折。不承認失敗的人，才有再戰的勇氣。”“古語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假如我們下決心造三十年反，決不會一事無成的。……我們的希望，我們的理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恐怕也實現了。那時世界多麼美妙。也許那時年輕人，會不相信我們曾被又殘暴、又愚蠢的兩腳動物統治過多少年代，也不易領會我們走過的令人難以設想的崎嶇道路，我們吃盡苦中苦，而我們的後一代則可享到福中福。為了我們最崇高的理想，我們是舍得付出代價的。”
隨後惲代英到香港堅持鬥爭。這裏一方面帝國主義暗探、巡捕，國民黨特務如蜘蛛一樣，將其罪惡的網絲布到每個角落，革命同志隨時有被捕遇害的危險；另一方面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資本主義世界，又在腐蝕，吞
蝕著人們的靈魂。這種環境對每一個革命者都是新的考驗。惲代英不為險惡的環境所懼，不為金錢世界所惑，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矢志革命的高尚情操。他對妻子說：“我們是貧賤夫妻，我們看王侯如糞土，視富貴如浮雲，我們不怕窮，不怕苦，我們要安貧樂道，這個‘道’就是革命理想，為了實現它而鬥爭，就是最大的快樂。我們在物質上雖然貧窮，但精神上卻十分富有。這種思想、情操、樂趣，是那些把佔有當幸福，把肉麻當有趣的人無法理解的。”(訪問沈葆英記錄(1981年7月)。他正是抱著這樣崇高的精神境界，戰鬥在香港、上海、廈門，在狼窩虎穴中譜寫新篇章。
1930年惲代英不幸在上海被捕。在獄中他機敏稱自己是工人王作霖而未完全暴露身份，只被判了四年徒刑。在獄中這個特殊的戰場上，他鬥志昂揚地領導難友們與反動派作鬥爭。次年4月，大叛徒顧順章將惲代英出賣。蔣介石得知此訊，欣喜若狂，立即派軍法司司長王震南到獄中勸降。面對高官厚祿和死亡的決擇，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4月29日，年僅36歲的惲代英，懷著共產主義必然要在中國、在全世界實現的堅定信念，高唱著國際歌走上了刑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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