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豐碑：留得豪情作楚囚——惲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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惲代英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翟作君 鞠健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政治態度是怎樣的呢？惲代英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觀點，從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出發，分析了各階級對革命的態度。
一 地主階級
軍閥、官僚、土豪劣紳是舊中國封建勢力的代表。他們與帝國主義相勾結，共同壓迫中國的廣大民眾。惲代英在《世界革命與中國革命》一文裏，從經濟、財政、政治、教育四個方面分析了軍閥等對中國人民的壓迫，從而揭露了這個階級的本質。
在經濟上，各地軍閥“自由派款加稅，不顧人民負擔力量；鑄造低質貨幣，濫發紙幣，使物價騰貴，生活程度提高；疏忽並妨礙一切經濟政策，使人們顛倒于貧乏災禍之中；召募許多饑軍，餉需不足，則放任使劫掠人民；造成內戰，斷絕交通，擾亂社會生活。”
在財政上，他們“因謀私飽或擴張軍隊，侵蝕教育、實業經費乃至其他經費；把持財政，使中國財政無統一整理之希望。
在政治上，各地大小軍閥都“倚賴帝國主義之借款售械，及其他之好意的生存。故與之保障利權，破壞反帝國主義運動；因循私或受賄，派遣貪官污吏到處刮削人民；勾結地方土豪劣紳，摧殘一切擁護工農利益的運動；任意生殺與奪，人民冤屈無可控拆。”
在教育上，他們則是收買教育輿論“為之隱諱罪惡、鼓吹功德”，而且提倡“佛教、同善社、洗心社”等事業，有時還施以小惠，目的是為了“欺騙愚弄一般民眾”。
國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帝國主義，而與帝國主義相勾結，處處與人民為敵的軍閥，必然與中國革命完全不能相容，所以惲代英指出軍閥“通常是反革命的”。
至于官僚呢，當時舊中國的官僚就是軍閥的走狗。惲代英指出，官僚的任務便在于“幫助軍閥括削別的國民”，因此，他們“自然對于革命最為反動。”(《惲代英文集》第467頁-468頁。)
土豪劣紳。惲代英所講的這一類人是專指“一般壓逼人民的富紳與智識分子”，惲代英在《世界革命與中國革命》一文中深刻地揭露了土豪劣紳對民眾的壓迫：不問貧農生活情形，只知苛責完租納稅；高利貸款，以盤剝貧農；侵吞地方公益款項，不作正當之用；向人民等籌款辦理民團，結果只用以保護自己及少數親友；濫用團局權力，魚肉人民；與軍閥官僚狼狽為姦，助其作惡，于中取利；提倡陳腐學說與迷信，以愚弄民眾；反對一切改良運動。因此，惲代英認為土豪劣紳永遠只能做軍閥的鷹犬爪牙而不能代表民眾，正因為如此，惲代英說土豪劣紳“通常是反革命的”(《惲代英文集》第902頁。)，他們也是國民革命所要打倒的對象。
惲代英以他對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細微觀察，提出了壓迫中國民眾的最大勢力除外來的帝國主義之外，就是與之勾結的封建勢力的代表———軍閥、官僚、土豪劣紳。他們都是國民革命的敵人。因此，惲代英號召全國被壓迫人展聯合起來，共同“打倒國內軍閥、買辦階級、土豪劣紳，使一切被壓迫的中國民眾都解放出來。”(《惲代英文集》第903頁。)
二 資產階級
惲代英將中國的資產階級分為大買辦階級和幼稚工業資本家。這裏所說的幼稚工業資本家實際上指的是民族資產階級。惲代英在《中國革命的基本勢力》一文中分析道：“商人的利益已經與外國勢力發生了密切的關係。每一個比較開通的地方，都是充斥了各種洋貨。即照料收買轉運各種農業產品的，亦無非是外國商業家的代理人。他們在這種外力壓迫之下，並不感覺痛苦。”這是因為“一切加于他們的租稅捐款，他們都可以轉嫁于生產或消費的人。”“他們靠著做外國人的中介，可以分取少許的余利。所以他們並不一定感覺時局的不滿意，他們不感覺革命的需要。”(《惲代英文集》第500頁。)他們“為自己利益，反對農工組織，更反對一切改良農工生活之運動。”(《惲代英文集》第900頁。)惲代英指出：這一階層的人“依賴外國資本主義而享其余瀝，所以他們對于打倒外國資本主義的國民革命，一定是反革命的。”粵海關事件各地銀行公會通電勸阻孫中山動用關款，廣州商團事件陳廉伯企圖打倒廣州政府，“五卅”運動中買辦階級破壞罷工等都證明買辦階級是極端的反革命派。
對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惲代英則認為這是一個具有兩面性的階級。當他們受到外資打擊、軍閥壓迫感到痛苦時，需要革命。他們為維護自己的利益，“讚成收回海關主權，取締外國工廠”。但是當工農革命運動起來了，他們認為威脅到自己的利益時，這個階級又表露了另一面：又“反對工農運動，且因與外資、軍閥買辦階級有密切關係，頗有妥協反動性”。這種兩面性在“五卅”運動中顯露得很分明。惲代英以上海紗業資本家為例，分析說：“中國紗業資本家因利用日紗廠的停工以漁取利益，甚至亦暗中有相助之意；然而一談到實際援助工人，卻大家踟躇不前，生怕惹了煽動罷工的嫌疑。”這種人平日盡可以談愛國，談國家主義，談全民政治，甚至也談工人利益，但是一到了緊要關頭，“他們竟可以一聲不響。”(《惲代英文集》第637頁。)因此，惲代英告誡無產階級在同資產階級合作中，必須保持警惕，要“善于應付”他們，而“不犧牲自己的利益”，若不這樣，“縱拼命犧牲自己的利益，在資產階級達到他們自己的利益之時，仍舊不會與無產階級合作以反抗帝國主義的。”(《惲代英文集》第737頁。)
三 農民階級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農民處于社會的最低層，所受的痛苦最厲害。落後的經濟地位決定了他們一定是需要革命的。1926年，惲代英在《國民革命與農民》一文中總結了中國農民所受的五種痛苦：第一，土匪、軍隊、民團的騷擾；第二，內戰；第三，苛抽暴力；第四，土豪劣紳和大地主的剝削；第五，水旱天災。惲代英在分析了農民所受五種痛苦後指出，在這樣的經濟制度下，農民“一定是需要革命的”，他們除了起來革命推翻地主、豪紳的剝削壓迫“亦是別無生路可走的”。因此，在國民革命中，農民很自然地成為革命的主力軍。由于農民佔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所以惲代英認為“國民革命便是農民革命，農民得到了解放才算國民革命成功”(《惲代英文集》第919頁。)。惲代英在論述農民革命性的同時，又實事求是地指出了農民的弱點：“散漫，不容易組織起來”，所以惲代英號召青年到田間去，到農民中去，接近農民，學習農民，教育農民，研究農民。“這是中國革命最重要而且必要的預備”。(《惲代英文集》第561頁。)
四 小資產階級
惲代英認為小資產階級包括小商人、學生、學者、教職員、兵士、官吏及其他俸給生活者，從他們的經濟地位來說，他們是需要革命的。惲代英指出：“固然可以要求不犯革命之危險而覓取比較安定的生活，但在他們的生活已經象今日之陷于貧乏搖動，非革命不能覓取比較安定的生活時，他們亦會要求革命。”(《惲代英文集》第686頁。)同時，惲代英也指出了小資產階級的弱點：“每是怯懦而自私的。”由于小資產階級的成份比較復雜，故惲代英又對小資產階級的各個階層進行了分析。
(1)小商人。惲代英在《世界革命與中國革命》一文中是這樣分析的：在土貨貿易完全衰敗的情況下，“除少數奢侈業外，余均因人民購買力薄弱，無發展之希望。”且因為兵匪之擾亂，大商人之操縱，生活程度之提高，“每惴惴于不能自保。”故他們“為解除自己壓迫應讚助革命。”(《惲代英文集》第902頁。)但他們“沒有組織力，如革命潮流低落時，小商人就跑到大商人一邊去了。”
(2)學生。惲代英認為青年學生“活潑勇敢，不能忍受壓迫，故易趨向革命”。(《惲代英文集》第902頁。)他們“因家庭經濟墮落或動搖，與教育經費困窘，各地加徵學費每至不能完成學業。即完成學業以後，亦因百業衰敗，謀業者充斥，黨派排擠之風盛行，不易得相當之職業。”(《惲代英文集》第904頁。)所以學生也是需要革命的。但是，惲代英又指出：“學生終究喜出風頭，他們這種熱度也不能長久維持，是一個很大的缺點。他們若沒有好的組織，尤其是若沒有黨來領導他們，便很容易弄糟。”(《惲代英文集》第973頁。)(3)官吏、教員、兵士及其他俸給生活者。對這一階層惲代英認為這一批人的生計大多直接或間接倚賴帝國主義、軍閥、買辦階級、土豪劣紳，所以對革命的態度表現為：“每動搖、怯弱或徑入反革命之一途”。這一批人的發財觀念極重，總想爬上富裕階層的地位，但他們之中除了極少數幸運或能勾結帝國主義、軍閥、買辦階級、土豪劣紳者外，多數人是餉薪微薄，不能與生活程度相適應，由于經濟地位的不穩定，所以這批人是“易于傾向革命”的。
根據惲代英的分析，小資產階級當中的各個階層在革命潮流高漲時，都是可以參加革命的。因此，讓他們“覺悟其自己的經濟地位，加以革命的下層組織，使成為革命的軍隊”，這對于壯大革命勢力有重大意義。
五 無產階級
惲代英在建黨初期，對工人階級的認識是有一個過程的。在1923年6月15日發表的《中國社會革命及我們目前的任務》一文中，惲代英說：“以中國經濟之落後，工人之無團結或團結而無力量，欲求社會革命之完成誠不易言。”他認為民主革命要想成功“必假軍隊與群眾之力”，法國、俄國、德國革命之成功都是依靠了軍隊和群眾的力量。“在今日組織工人運動雖為必要”，“然若真以為非領率若幹無產者軍隊不能革命，則未必然”。(《惲代英文集》第349頁-350頁。)顯然，當時惲代英對無產階級力量的認識是不足的。不過，即使作為黨的總書記的陳獨秀對工人階級也認為“幼稚”，“不是獨立的力量。”可見，由于歷史條件的局限，整個黨的認識水平都有待于在革命鬥爭的實踐中提高。
1925年初，在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工人罷工鬥爭不斷發生，一浪高過一浪。當時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工作的惲代英強烈地感受到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他改變了以往對工人階級的看法。在《上海日紗廠罷工中所得的教訓》一文中，他滿腔熱情地謳歌：“產業工人確實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只有他能做民族革命的主要軍隊”。“上海最近的工人運動，更不過只是半年的事，居然便引起四萬余人的大罷工。我因此想：產業工人簡直是一個火藥庫呵……只有無產階級能有這種偉大的革命的力量。”此時，惲代英斷言，只有無產階級才配做革命的“中心與領導人。”(《惲代英文集》第636頁。)
六 遊民無產者
由于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殘酷壓榨，許多農民失了土地，手工業工人失去了工作機會，他們流落在社會上，有的成為兵匪遊民。對這部分人，惲代英是怎樣分析的呢？惲代英指出：他們“沒有什麼安定生活值得留戀”，所以“比較富于革命性”。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鬥，但有破壞性，“他可以幫助革命破壞現存的統治勢力，亦可以幫助反動的黨派，破壞革命軍”。(《惲代英文集》第498頁。)惲代英認為在國民革命中，有“利用兵匪遊民的必要”。如果不利用他們，他們必為反革命派所利用而成為革命的障礙。所以在革命前要利用他們以援助農人、工人的革命，在革命後，還要用農人、工人的實力以援助他們，改變他們的生活，使他們“均得歸于農工之途。？(《惲代英文集》第503頁。)可見惲代英對于兵匪遊民的態度是：利用他們，使他們與農工相結合，而且使他們將來有化為農工的機會。綜上所述，可以清楚的看出惲代英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是比較客觀的、細微的。他向革命人民指明了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為革命人民分清了階級陣線，指明了鬥爭的方向。應該說，惲代英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對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基本思想的形成作出了貢獻。
來源：雨花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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