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愛國主義教育是確立正確人生觀的重要內容
愛國主義歷來是動員和鼓舞中國人民團結奮鬥的一面旗幟，是推動我國社會歷史前進的巨大力量。一切先進的中國人，一切憂國憂民之士，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都是聚集在愛國主義旗幟下，走上革命道路的。惲代英在對青年學生進行正確人生觀教育時，都把愛國主義教育作為一個重要內容。
(一)惲代英青少年時代就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惲代英從小就喜歡讀革命偉人的傳記，熱愛、崇敬譚嗣同、文天祥等偉大的愛國主義者，產生了愛國主義思想的萌芽。上大學後，他目睹祖國被帝國主義列強欺淩、瓜分，反動的北洋軍閥政府對外屈膝投降，對內殘酷壓迫，國家越來越貧弱，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深為痛心疾首。國難當頭，怎樣喚起同學少年愛國之心，肩負起救國的重任，他在苦苦地思索。1918年夏，全國大地掀起了抵制日貨的群眾運動，惲代英積極投入了這場鬥爭。為了有效地抵制日貨，他邀約林育南等幾位朋友與湖北第一師范、外國語學校等校學生一道，在武漢穿街走巷進行了一次認真的國貨調查。調查結果使他震驚：一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國家，莫說飛機汽車不能制造，就連日常生活用品，如紙箔、雲行板、鉛筆、洗臉磁盆都是“洋貨”，中國人的衣、食、住、行幾乎都要仰于外國人的鼻息，受帝國主義蹂躪、壓迫、侮辱的貧窮落後的中國社會現實，大大刺痛了惲代英的民族自尊心，進一步激發了他的愛國情感。他在1919年5月15日的日記中寫道：“國不可不救。他人不肯救，則惟靠我自己。他人不能救，則惟靠我自己。他人不下真心救，則惟靠我自己”(《惲代英日記》第545頁。)。惲代英認為，“徒厭世無益，中國不是沒有改造的希望”，“我們用不著自我菲薄，我們一樣可以擔負起我們分內的任務。……只怕我們不努力呢!天下事豈有不可為之理?”(《惲代英文集》第164頁。)從此，惲代英更關心祖國的命運。
(二)惲代英特別強調愛國貴在力行。在中國面臨亡國危險的關頭，許多自命為愛國之士的人，提出了各種救國方案，惲代英認為，這些方案並不錯，問題在于他們只是口說爭辯救國，而不實行；或者行之而不切實。結果，這些方案“徒為口說爭辯之資料而已”，國家依然貧弱腐敗。惲代英為了喚起國人切實救國，1918年6月，他發表《力行救國論》，要同學擯棄只說不做的惡習，指出救國不在空談，貴在力行。“吾意今日欲救國家，惟有力行二字，力行者，切實而勇猛之實行是也”，“不力行，則能力不能切實而增長；不力行，不能有明確之責任心；不力行，不能有容異己者之量；不力行，不能感化他人而聯絡同志”，這便不能“為國家社會效絲毫之力”。他抓住一切機會，反復地告誡同學朋友，“愛國總要克己，人須舍得犧牲個人利益才能救國。”他說：“舍得金錢能力，自然不自私了；舍得精神時光，自然不懶惰了。”(《惲代英日記》第537頁。)惲代英在抵制日貨中就是言行一致，他調查國貨，提倡國貨，自己亦帶頭使用國貨。他將點燈用的“洋油”改為食油，國貨不時短缺，他則“克己”等待，自覺地為國家“忍受此等痛苦”。他將一顆赤子丹心奉獻給災難深重的祖國。
(三)惲代英十分重視中國近代史教育。早在中華大學附中部任校長時，他就經常用近八十年中華民族遭列強侵略的慘痛史和朝鮮亡國史來激勵學生的愛國主義情感，要求學生關心國事，“在學生時代養奮鬥能力之必要”(《惲代英日記》第497頁。)。鼓勵學生參加愛國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後來他又多次強調學習中國近代史，認為這是愛國主義教育不可缺少的內容。他說，只有學習中國近代史，才能知道資本帝國主義是侵略中國，使中國貧窮落後的根源，才能探索中國革命的規律和方法。同時也可以從中國近代史中，學得許多革命烈士為中國的前途獻身的偉績，汲取與帝國主義、反動軍閥作鬥爭的力量和勇氣。因此，他向廣大青年學生推薦《西洋近代史》、《中國近時外交史》、《歐戰期間中日交涉史》、《最近之五十年》以及蕭楚女編寫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等書，供青年研究閱讀。
1926年5月，惲代英還編寫了《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史》講義，共七講，在毛澤東主持的第六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講授。他通過對中國近代歷史的論述，告訴人們：第一，中國近代史是中華民族受資本帝國主義侵略壓迫的歷史。帝國主義的侵入是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最根本原因。第二，中國近代史也是中華民族反抗資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革命史，中國人民群眾是中國近代歷史的推動者。第三，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根本目的，在于總結歷史經驗，推動中國正進行的民主革命運動。惲代英運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通過從鴉片戰爭到北伐戰爭八十余年的歷史的回顧，進一步探索了中國革命發展的規律，是我國最早運用馬克思主義史學觀論述中國近代史的教科書。
四、與工農相結合是實現正確人生觀的必由之路
農民、工人是中國人口的主體，他們身受各種壓迫和剝削，生活，“瀕于破產危殆之境”，“沒有與統治階級妥協調和的余地”，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勢力”。惲代英很注意引導青年學生走向社會，深入民間，到工農群眾中去從事宣傳、組織工作，與工農群眾相結合。他是中國共產黨內最早提出青年學生應與工農相結合的領導人之一。
(一)惲代英較早地肯定了工農的革命作用。惲代英早年就注意帶領青年學生深入各地進行社會調查，了解工農疾苦；成長為馬克思主義者後，對工農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又有了深刻的認識。他在許多文章裏反復闡述了工人階級是革命的領導力量，農民是最可靠同盟軍的思想。他衷心地讚揚說：“產業工人確實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只有他能做民族革命的主要軍隊”。惲代英也重視農民的偉大力量，他說，由于農民佔了全國人口的最大多數，“所以我們簡直可以說，國民革命便是農民革命，農民得到了解放才算國民革命成功”。對于知識分子，惲代英認為，他們中有些人“想象力比較發達”，“同情心比較旺盛”，但由于“沒有經濟上的地位”，很易動搖。但他們中間亦能找到“可以做革命領袖的分子”，應引導他們到農人、工人中間去，“切實為農人、工人謀利”。上述認識為他引導青年學生走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礎。
(二)惲代英注意引導青年學生與農民群眾相接觸。他認為改變中國農村的面貌，應該是有志青年的責任。他要求青年人應立志到農村去，到田間去，了解農民的痛苦，尋找擺脫痛苦的方法，教育他們為解除自己的痛苦而奮鬥。他說：“真正了解農民生活的人，才會同情于農民，這種人說的話做的事才能打中農民的心坎，才能為農民所信任；能得到群眾信任的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吳化之：《我們的師表》載《回憶惲代英》。)
1921年寒假，惲代英帶領川南師范的師生30余人，不畏嚴寒下鄉巡回演講。這次演講團涉足隆昌、內江、宜賓等十幾個縣，往返一月，行程近二千裏。每到一地，他們向廣大農民進行愛國主義宣傳，講解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師生們通過和農民群眾接觸，親眼看到廣大農民的悲慘生活，加深了同勞動人民的階級感情。
惲代英主編《中國青年》後，在該刊上又多次發表文章，號召城市青年到農村去，接觸農人，同他們廣交朋友。他還鼓勵青年學生充分利用寒暑假，到民間去，做農民運動，宣傳教育農民，並且給予他們怎樣進行宣傳教育農民的科學方法：一是提出當時最好的農村運動形式是“平民教育”，主要對象是貧苦農民，這種教育不僅僅是一種識字運動，還應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廣泛內容；二是要切合農民的實際，不要不顧農村的風俗習慣，不顧農民心理和興趣，不要說些寬泛的大事或枯燥的理論；三是要肯放下架子，“我們要教育農民，先讓農民來教育我們”(《惲代英文集》第538頁。)。要詳細而切實地研究農民真正的痛苦和要求，與他們促膝談心，做農民忠實友好的朋友，這樣才能起到更好的宣傳教育作用。
(三)惲代英注意引導青年學生與工人運動相結合。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商內外棉紗廠日本資本家開槍打死中國工人顧正紅，並打傷十多名工人。事件發生後，惲代英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派劉華(上海大學學生、五卅運動時被推選為上海總工會副委員長)到南洋大學，何秉彝(上海大學學生、共產黨員)到同濟大學，姜維新到復旦大學，決定以上海學聯作為五卅反帝示威指揮部，惲代英任總指揮，侯紹裘任副總指揮，于5月30日在上海公共租界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反帝大示威，遭到帝國主義的血腥鎮壓，更加激發了各階層人民反帝的怒火，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形成了全國規模的五卅運動。惲代英因勢利導，組織上海一些學生到工廠去演講五卅慘案及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情形，協助這些工人組織工會，並參加了各級工會工作。青年學生在參與工人運動的過程中，本身也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吳亮平回憶說：“工人同志那種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在實際上也教育了我們，使我們思想有了極大的變化。至今回憶起來，還是心潮激蕩的。”(吳亮平：《高舉愛國主義旗幟》，《工人日報》1981年6月29日。)
青年學生從投身工農群眾的實踐中，受到了鍛煉，提高了認識，逐步認清了工農大眾的歷史地位和革命作用，深切地感受到了工農大眾的力量乃是知識分子實現自我價值的基礎，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是知識分子實現正確的人生觀的必由之路。
目前，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新時期，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無疑會對廣大青年學生人生觀、價值觀產生深刻影響。在紀念惲代英誕辰100周年的時候，我們研究惲代英的人生觀教育思想和實踐，學習惲代英高尚的情操，對于我們在當代青年學生中加強科學的革命的人生觀教育，仍具有重要的指導和教育意義。
來源：雨花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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