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惲代英日記》的資料價值
凡是認識惲代英的人，在回憶他的文章中都必須提及他的日記，可見他的日記是很有名的。這是因為他的日記可以在朋友中公開並成為大家喜愛的讀物。為了了解惲代英以及他當時的思想狀況，他的朋友們可以自由地閱讀他的日記，有時連可以借出去翻閱。如果友人來訪，他不在時，也可以看他桌上的日記。他的亡妻沈葆秀將這稱之為“以日記會友”。後來，惲代英與亡妻的妹妹沈葆英再婚時，他拿出滿箱的日記，叫她有時間時閱讀。
惲代英的友人余家菊看見惲代英在日記中對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均毫無隱諱地記入時，非常讚嘆惲代英這一“公開的人格”，由于日記可以在朋友中自由、公開地閱讀，這與公開發表幾乎沒有多大區別。不久，惲代英在中華大學校長陳時編輯的《光華學報》第二年第二期的雜俎攔目中，以《愛瀾閣日記》為題公開刊登了日記部分內容。可見，惲代英的態度是只要有機會，就毫不吝嗇地將自己的日記公開發表出來。
惲代英日記所採用的體裁和結構比較完整，基本上可以作為一冊書來使用。如他在1917年的日記的開頭以《愛瀾閣自敘(續)》作為題頭，日記中還附有每月活動表、一年大事記、購買雜志、書籍的一覽表(《書城新記》)、書信復往錄、還有家庭收支表等。到1919年末，記日記達十年的惲代英已記錄了十冊厚厚的日記，他高興地將它裝訂成十冊“惲代英年刊”。為了便于檢索日記中的紀事，他還編寫了“民國八年日記備查”。以上這些足以說明惲代英非常珍惜自己的日記。同時，根據1917年12月16日日記中所記的內容，我們又可以看出惲代英並不獨佔自己的日記，而是把它作為大家的公共財產，讓周圍的人來閱讀。他認為這樣做更有價值。
由于惲代英把記日記看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此，在每天的時間安排中，記日記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一般來說，他都是在就寢之前的一段時間來完成。當然，如果忙于其它事情，有時也可能是在三、四天之後再補記。日記寫好後，他還非常認真地進行修改、整理，進行文字加工。他把這看成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
那麼，能否把惲代英的日記和他發表的作品同等看待呢？我認為是可以的。在日記中，惲代英記錄了他對一些問題的思索和看法，也記錄了一些作品的思路和草稿。這樣，日記的內容雖顯得比較龐雜，但這些內容作為思想史研究的素材，它的資料價值決不比發表的作品遜色。
通過對惲代英的日記的分析，我們可以大概了解到他的作品的背景、動機以及作品的真實意圖，可以發現他的作品從醞釀到完成的經過、從而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對日常生活和行動規范所產生的影響和作用。因此，惲代英的日記作為他個性形成的見證人，作為了解包括他在內的五四時期的青年學生思想狀況的素材，的確是一份難得的一手資料。
總之，我認為惲代英的日記作為思想史研究的主要資料，有其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因此，我打算對惲代英記錄日記的目的、意圖以及它的重要作用作進一步的分析。
二、日記的功能和作用
惲代英不僅自己熱衷于記日記，而且還經常對他周圍的朋友宣傳日記的好處，這樣，更擴大了“日記之倣行”的范圍。對此他由衷地感到高興。1918年夏季畢業後，他就任母校附屬中學部主任一職。在講授英語和修身課程的同時，他還要求學生要常記日記。為了使學生養成記日記的習慣，為了掌握每個學生的生活、學習狀況，他還批閱學生的日記。在惲代英的日記中，有時還引用了學生日記的一些內容。1919年元旦，惲代英特意把規勸大家記日記的文章印刷出來。作為賀年片送給他的朋友們，1919年末，他還專門印刷了“寒假自省表”發給朋友和學生。在表中他制定了許多檢查項目，其中一條就是檢查自己每天是否記錄日記。
為什麼惲代英對記日記如此熱心呢？他究竟對日記抱有怎樣的期望值呢？在1919年的元旦賀年片中，他列舉了日記的三大作用。第一，反省自己，鞭策自己改正過失。第二，總結學習和處事方面的心得體會，培養自己勤于思考的習慣，提高自己奮發向上的學習興趣。第三，每天借助日記練習寫作，提高自己的寫作能力和表達能力。
那麼，這三種功能中惲代英最重視的是哪一條，也就是說最能促使他持續不斷地記日記的原動力是什麼呢？這一點在日記中也可以找到答案。在他的日記中，我們隨處可見如下反復強調的語言:“吾得日記之益大矣，近來私德方面甚為退化……亦未始非無日記以供存省提撕之故也”。“過如未改，總在日記上自訟，日日如此，即不能改，亦有畏憚之心”。由此可見，他寫日記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完善人格的修養。按惲代英的觀點，日記是他每天檢查自己、反省自己言行的記錄，是完善道德修養過程中檢查、評價自己的一面鏡子。這就是他所期待的日記效應。
既然日記是日常言行的一種記錄，那麼，日記中無論有怎樣的反省、自勉、誓言和人生格言，都是非常正常的，除了那種硬性地、以取得某種教育效果為目的日記應另當別論之外，那種自覺地，以激勵自己奮發向上為目的而記日記則令人感到費解。從中國日記的歷史上看，這樣的例子也是不勝枚舉的，可以說自明代以後，中國日記的主流要是為了達到互相勉勵的效果，這樣給別人看日記也沒有什麼心理壓力。這也是在中國很難見到那種單純地記錄自己私生活日記的原因所在。
如果把惲代英的日記放在中國日記史上進行考察，我們發現它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它只不過是那種傳統日記觀上的一種延續。但是在近代中國人的日記史上，主要是把傳統儒教的觀點程朱陸王的言談奉為典范。勿用置疑，隨著時代的推移，到國外留學和學習外語的人越來越多，這樣，西歐、日本的一些賢哲偉人的格言也就越來越多地成為人們修養的依據。
在1920年以前的日記中，有相當一批是被大家共同推崇、對道德修養極有教益的日記和文章。如梁啟超編纂的《德育鑒》(1905年)，早期的有王陽明全集、曾國藩日記和家書等等。還有像楊昌濟、吳稚暉、黃尊三、宋教仁、胡適、林伯渠、曾琦、謝覺哉等人的日記都屬于這種類型。當然，惲代英的日記也不例外。
1917年:月5日，惲代英閱讀了《曾文正公》一書的部分內容。8日，又閱讀《曾文正公家書》。但他並不滿足于一般的閱讀，有時他邊讀邊抄。1918年6月15日，惲代英抄寫了曾國藩日記中《求闕齋日記》的部分內容，對于曾國藩主張的不無謂的讚譽他人、不要欺人自欺，不要滅忠信、喪廉恥等觀點深表讚同，1918年6月27日，他再次摘錄了《求闕齋日記》的內容。
1917年3月29日，惲代英向商務印書館訂購《明儒學案》(節本)和《德育鑒》。在1917年的雜志、書籍購入一覽表中，有購買《德育鑒》的記載。1917年8月29日，他還參加了基督教青年會在廬山舉辦的夏令會活動，親自聽取了基督教徒關于人格修養方法的介紹，並堅定了他倣曾子三省吾身之法的決心。他指出這一方法比祈禱可能更有效。
他在日記中還記述道:“陽明致良知，其徒之發憤有為，頗近耶教，皆一恃上帝，一恃良心也。余亦將略採良知之說，以自成就。”在1919年1月4日的日記中，他又寫道:“我思取經訓之最警策者，及文天祥的《正氣歌》，呂近溪《小兒語》，熟讀成誦。暇時，或行道即默誦之，既便正面修養、反面亦可防遏妄念也。”1918年6月，《青年進步》雜志第14冊上，登載了《二十世紀之學校兒童健康十字軍》一文。惲代英倣照這篇文章的方法，編制完成了“暑假自省表”。1919年:月25日，他又印制了“寒假自省表”，用以督促檢查自己的言行。
在自省表中他寫道:“試思人禽之別，君子小人之別何在？范純仁曰‘與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頂天立地大丈夫，寧自安禽獸小人之境那!速起!速起!”他還說:“每日讀格言書，時時提起本心，加以鞭策，則自不疏忽怠廢，然後為學，能定、能靜、能安、能得。”在自省表中他還用引了《禮記》和呂維其的一些格言，以作自勉。
如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惲代英是以儒教的經訓和先哲的格言作為人生修養的準則和榜樣。但是，如果僅以此為依據，就把它概括為傳統思想的影響，這一結論未免有些過于輕率。然而，惲代英對于曾國藩、王陽明有關道德修養的言論和實踐的確非常崇拜並深受其影響，把它作為自己修養的準則。1917年10月8日，互助社成立後，他倣效曾子的三省作三省文，每天朗讀三遍，還要求弟弟惲代賢也這麼做。因而，在他的修養方法中，中國傳統儒教的修養方法和觀念已經留下根深的烙印，因此，我們可以把他的修養方法看作是傳統修身方法的一個變種。
那麼，惲代英的修養方法究竟是不是中國先儒修養法的再現呢？或者說隨著時代的變化，注入了一些新的內容，但本質上沒有大的變化，沒有邁出傳統修養法的框框呢？為了搞清這一問題，首先我們還是來考察一下惲代英日記中關于道德修養的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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