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關于惲代英、曾國藩修養方向及目標的異同
如前面談到的那樣，曾國藩從唐鑒那裏得到啟示，專心攻讀朱子全集，並力求躬行實踐，開始了他的修養生活。他以朱子學的聖賢作為修養目標。這種修養方法中的“敬”、“靜坐”、“養氣”等基本上都沿襲了傳統儒教中氣質變化的方法，它並沒有增加什麼新的內容，而且“修己”與“治人”相聯係，對于私德的重視可以幫助士大夫們去履行他們的職責，有利于他們執行皇帝的命令，更好地統治人民。
換言之，作為個人來說，僅僅完成了品行和人格修養的目標還不夠。作為統治、治理天下的政治家成為聖賢之人，才能成功地完成他們的使命。實際上自宋學以來倡導的“聖人可學而至”的口號中包含著經世思想和士大夫意識，而並沒有包括將一般民眾變成聖人的可能性。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曾國藩是以聖賢作為自己的修養目標，而這一目標的實現是為了獲得輔佐天子參與政治的資格，是直接地為功名利祿服務的。而惲代英則不同，雖然他們同樣都重視私德的修養，但惲代英的修養目的並不是為了成為聖賢——也不是為了站在人民頭上來統治天下，也不是想通過積德行善，為子孫後代，帶來幸福和繁榮，它和功過格的功利主義也是毫無聯係的。
惲代英的修養是以自我道德完善、品格向上為目的的，而不是為了獲取功名利祿，或者說他認為如果能夠實現修養的目標，就可以正風俗，就能夠實現救國救民的大目標。但這與其說是目的，還不如說它是結果，而這一結果的實現還有著相當遙遠的距離。
那麼，惲代英所設想的通過道德修養所要達到的典范是怎樣的呢？對此，惲代英沒有作出明確的論述。此外，他在涉及這一問題時，還摻雜了一些舊道德主義的觀點。因此，比較難以把握。但他明確地把這一修養目標作為自己的準則，作為自己努力的方向，這一點不容置疑。我們只要以惲代英日記中反省的內容為線索，就可以大致地搞清這一問題。
例如，惲代英在日記中曾提到的不守信用、語言輕浮等行為，無論在哪個時代、哪種社會中都會被認為是一種不好的習氣，甚至還可以看成是某些人在社會交往中違反道德、規章、禮儀的行為。但是那種不講衛生、過量飲茶、吃零食的行為則不一樣，與其說它是道德范疇，還不如說它是衛生與健康方面的問題更合適。還有一些問題，如晚睡、晚起、浪費時間等等也都是與科學的、合理的生態度相關的問題，也可以看成是生活習慣和生活規律方面的問題。
但是，曾國藩和惲代英兩人都非常重視起床時間的問題，曾國藩在日記中將自己晚起的習慣責備“可恨”，“真不成人”，“絕無警懼之意矣”。惲代英也是這樣，如果沒有按日程規定的時間起床，那麼，超過了多少時間都要精確記錄下來，然後給自己扣分。他在日記中寫道:“如此因循，真有愧為人也。”他認為這種晚起的行為並不是過失，而是一種罪惡。可見他對這一問題重視的程度。
那麼，曾國藩和惲代英對早起問題重視的原因是什麼呢？首先我們看一看曾國藩的情況。曾國藩之所以對早起問題如此重視、對睡懶覺的習慣如此強烈地提出批評，這是因為第一，早起是他祖父曾玉屏留下的遺訓，這一條作為曾家的家規是必須遵守執行的。曾國藩的祖父是居住在農村的地主，在種地和飼養家畜方面積累了經驗，耗費了心血，他率先養成了一貫勤儉持家的生活習慣，為曾家創下家業，給子孫後代留下了豐厚的生活基礎。曾國藩把祖父視為模范，繼承了祖父的生活方式，他堅信這是維持其地主經濟地位和生活水準必不可少的條件。因此，曾國藩把睡懶覺的行為看成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認為這是沾染上了懶惰、求安逸的奢侈作風，是無意中放棄了對地主經濟的經營，忘卻了勤勞的生活習慣，這樣下去勢必導致破產。這些思想反映出出生在湖南鄉村農家，在祖父影響下長大成人的曾國藩與故鄉有著一種難以割舍的質樸情感，也可以看出曾國藩所表現出的那種帶有鄉土氣息的、頑固的農村地主的氣質。對黎明即起重視的第二個原因是與他每天日程中的“養氣”有關。曾國藩相信每天排出“夜氣”，將凈化後的“平旦之氣”吸收到體內來，這對于穩定自己的心情，提高自己的道德涵養都會起到重要作用。
下面我們再看看惲代英的情況，惲代英嚴守起床時間的原因是什麼呢？他認為如果戀床睡懶覺，就會導致上學遲到，就會受到先生和學友們的批評，這是很不光彩的事情。他為自己不能徹底克服這一毛病感到羞愧和懊梅，他將這看成是自己意志懦弱的表現。為此，他深深地感嘆和自責道:“早晨醒來不起，喜歡沾戀床褥，絲毫沒有那種穿衣即起的決心和毅力”，“吾的志力怎樣才能降伏使自己甘于晏起魔鬼呢？”這些語言反映出惲代英把能否按時起床與那種自立于世界青年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聯係起來。因此，在他的自白中，把睡懶覺、不按時起床作為自己意志薄弱的惡習、作為最大的弱點來認識，並發誓要予以克服。
當然，如果從生活習慣的角度上看，早上不按時起床也許有其它的原因。如有時晚上讀書或寫文章至深夜，早晨起不來，這是很常見的。此外，還有一方面的原因，就是他在日記中經常反省的過于“妄想”的毛病，他喜歡躺在床上對一些新奇的問題反復思索，夜不能寐。這也是導致晚起的原因之一。另外，晚起還可能與他的身體素質有關。
總之，以上這些問題是青年時代尤其是學生時代的生活習慣和生活方式。如果作為社會公民開始走上社會生活，將自己強行地置于有規律的生活習慣中，那也只不過是一種暫時的現象。惲代英的情況也不例外。從上述情況看，曾國藩和惲代英都非常注重起床的時間問題，他們的修養內容在外表上的確有一種相似性。但是，其修養目標和方向則是完全不同的兩種類型。因此，將惲代英的修養方法看成是單純的傳統儒教的再現，這一觀點似乎是不能成立的。大約在同一時期，在日本有一位比惲代英小四、五歲的中學生叫大宅壯一。他的日記與惲代英的日記倒是有一些相似之處。在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青年時期那種特有的自尊心，那種對自己的嚴格要求，那種單純而執著進取的精神以及追求自由和真理的率直性格，不受任何約束、天真純樸等心理特徵毫不掩飾地流露出來。雖然曾國藩和惲代英同樣都注重道德修養，惲代英也受了一些曾國藩的影響，但他的人生典范是不同于他們的，那不同之處，是什麼呢？產生的原因和背景是什麼呢？勿用置疑，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與惲代英學習成長的武漢地區特殊的地理位置有關，與它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等多方面的影響有著密切的聯係。盡管這個問題涉及面廣，筆者難以作出全面的考察。但是，筆者仍然打算對五四時期惲代英的思想特徵以及這一特徵產生的原因和背景作出總結性的分析，對惲代英新的修養性格的由來作一些推理。通過這一分析推理，進一步認識惲代英傾注了大量心血的修養目標以及惲代英思想的歷史性格和意義。這樣也會有助于我們去判斷武昌互助社與五四時期其它青年學生團體之間的不同特徵。
六、關于惲代英道德修養的性格特徵
1917年10月，在武昌互助社籌建之時，還出現過其它各種各樣的組織計劃和組織提案，但都因不太現實而自然消失。其中有一個最早成立後與互助社合並的組織，它就是1917年1月成立的Our Club(我們的俱樂部)。該組織由惲代英等六個成員組成。他們的三大宗旨是別致不俗，哲學的;儉約不奢，經濟的;合理不乖，科學的。他們的目的是為了鞏固友誼共同行樂。1917年8月，該組織召開第一次會議。在此之後，惲代英和“我們的俱樂部”的成員梁紹文一起參加了基督教青年會舉辦的夏令會，在這次活動中，“我們的俱樂部”與互助社合並，俱樂部自然消失。
但合並後，俱樂部的影響並沒有完全消失。如1920年初，互助社的成員創辦的利群書社開業後，以“我們的”為題在內部發行了三期油印版小型雜志。從這個雜志的名稱上大致可以看出“我們的俱樂部”的影響所在。那麼，“我們的俱樂部”的這一名稱到底是從什麼角度來考慮的呢？為什麼惲代英要特意用英語來表述呢？這是因為“Our Club這一名稱在歷史上比較有名，他是本傑明·富蘭克林于1727年集結一批奮發向上的優秀人才成立的俱樂部。它的另一名稱是“The Junto”(西班牙語即秘密結社的意思)。這一名稱在費城沿襲了40年，後來成為地方上有名的哲學、道德、政治學校。如果說惲代英是從富蘭克林那裏受到了某種啟示和影響組成“我們的俱樂部”，那麼，惲代英是以什麼途徑來接受富蘭克林的思想影響的呢？筆者雖然沒有見過關于富蘭克林介紹到中國並被中國人接受的情況記載，但據筆者所知，富蘭克林的自傳被中國的定期刊物譯載過。如《清華周刊》從56期到58期，從1915年11月20日到12月8日共分三次登載過富蘭克林自傳。在59期又登載了同一譯者“渠”翻譯的富蘭克林格言選錄。富蘭克林自傳是全譯還是節譯到中國現在還很難確認。在《新青年》一卷號(1916年1月15日)中曾登載過劉叔稚的英漢對照的富蘭克林自傳。但它只是反映了自傳的前半部分，即從富蘭克林8歲進拉丁語學校學習開始到後來因和哥哥吵架乘船逃跑到費城，在這裏渡過了新婚第一夜的活動。在這之後，《晨報》于1917年12月5日又登載了富蘭克林的趣聞逸事，也是關于他婚姻方面的一些故事。
據統計，在惲代英的日記中曾兩次出現過富蘭克林的名字。一次是附在1917年日記後面的“中西名辭對照表”。在對照表中，惲代英記錄了富蘭克林的譯名、本名以及生卒年和國籍。在事跡欄中記載了富蘭克林的主要事跡，“于報中倡廣告來涵插畫發明陰陽避雷針”，對照表別譯一欄是空白。惲代英在對照表中採用的譯名是“佛蘭克林”，可見他當時並不知道《清華周刊》採用的“福蘭克林”的譯法，也不知道《晨報》採用的“弗蘭克林”的譯名。此外，對林伯渠在1914年9月30日的日記中附的“泰西格言”中“佛蘭克伶”這一譯名也全然不知。只是與《新青年》上劉叔稚譯文中採用的譯名相一致。但這篇英漢對照的自傳只是自傳的部分內容，惲代英在事跡欄中列舉的內容在自傳中還未能見到。
因此，僅就1917年的時間來看，我認為惲代英有可能接觸到富蘭克林自傳的原文。或者有可能通過日本文獻來接觸富蘭克林自傳。當然，從惲代英的英語能力看，從他用英語來表示“我們的俱樂部”這一事實來看，我以為他讀自傳原文的可能性最大。但這只不過是一種推測，要得出正確的結論，還有很多問題值得去研究。
在惲代英的日記中再次出現富蘭克林的名稱是1919年1月6日。在日記中，他用“佛蘭克林曰”的方式引用富蘭克林的語言進行反論證。這個引言出自何處還不太清楚，據推測，有可能是從他1917年10月26日、27日翻譯的“泰西格言錄”中摘錄出來的，也有可能是從1919年商務印書館的《富蘭克林》一書中摘引下來的。這本書的具體內容不太清楚，但從自傳42頁的份量來看，這本書肯定不是全譯。此外，謝覺哉在1921年11月4日的日記中倣照富蘭克林的十三條要求列舉了他提倡的十三德，從譯名上推測，這“十三條”的出處很明顯是根據少年叢書中《富蘭克林》一書的內容。
為了確認惲代英到底是否受到富蘭克林的影響，下面我們來考察一下惲代英及互助社成員的活動與富蘭克林自傳的思想內容到底是否存在著思想上的聯係。首先我們來看一看圖書交換室的設置。1918年6月2日，惲代英和互助社的成員協商，決定在中華大學教員會客室設置圖書室，收集教師個人的圖書。他們還決定盡快制作圖書目錄，公開向學生開放借閱。這種開設“啟智圖書室”的設想實際上就是將俱樂部成員的圖書集中起來，辦成公共圖書館。這一做法和富蘭克林曾經主張的設立圖書館，向北美各地會員借貸圖書的做法非常相似。
其次，為了防止互助社人數過多造成工作上的不協調，互助社採用了分散發展的做法，即以四人組成一個小組，然後各小組分頭發展、擴大組織。新會員必須和熟知他的老會員一起管理小組的工作。有時互助社還會派出一名老會員去協助那些剛成立的新團體的工作。以上這些作法都是當時其它學生團體中難以見到的獨特的組織方法。而且，到1918年後，各小組的成員又分別召集自己的友人組成輔仁社、黃社、仁社、為我社、日新社、健學社、人社、誠社等小團體。這樣，互助社的組織發展就象蜘蛛網一樣遍布各地，將組織發展的觸角伸向四面八方並向縱深發展。
對于這些組織發展的方法，惲代英在1919年9月27日的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記述:“我常說，我們的擴張團體，人人應該盼望做太陽係，教他的周圍的人做行星，教這等行星周圍的人做他的衛星——不僅如此，我們還要教行星都進而為太陽係，教衛星都進而為行星，再教他們自己還去得他的衛星。如此的輪回促進，總教國內出生許多太陽係，那才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我們決計不應只信靠一個太陽係，朝鮮有一個安重根，還是無救于國的亡，所以我們人人應該自己勉勵做太陽係。”
惲代英主張的這種組織發展的形式和方法和富蘭克林的我們的俱樂部有著相似的規則。如俱樂部的會員們從屬于俱樂部，他們還要為各自發展的組織效力。從這種做法中，我們可以看出富蘭克林對惲代英產生的影響所在。
第三，1918年5月，惲代英從基督教青年會借來《完人之范》一書，閱後打算模倣該書的形式，編寫一篇修身日覽法。在與余家菊商談之後，惲代英開始編寫《淑身日覽》。該文集中了許多人生格言和賢哲的言論，其目的是為了激勵廣大青少年的自覺意識，鼓勵人們樹立奮發向上的人格精神。5月28日，惲代英在日記中寫道，友人講，“吾等可作格言、日歷售贈”，“其法甚佳”。惲代英編寫的這篇面向青少年的“修身日覽”和格言式的日歷，很容易使人們聯想到富蘭克林的“貧窮理查”即《致富裕言》一書，富蘭克林把這本書作為向那些沒有購買和閱讀其它圖書能力的市民進行宣傳教育的極好教材。因此，這本書在民眾中間廣為流傳，成為持續發行25年之久的暢銷讀物。
第四，惲代英為自己規定了每天必須遵守的工作日程，對自己每天的執行情況實行嚴格檢查和計分。而富蘭克林也是這樣，富蘭克林從道德修養的願望出發，給自己規定了十三條準則，他在自己制作的小筆記本上還附有項目檢查表，對自己每天所犯的過失記上黑點，然後計算出自己的成績。特別是富蘭克林發現自己在第三條遵守日程規律方面比較薄弱，于是，他給自己規定了詳細的時間安排表，並盡可能按這個時間表執行。富蘭克林的這種勇于實踐，嚴格要求，合理地安排和使用時間等做法與惲代英的修養方法如出一轍。
當然，我們還應該認真考慮明代以來通俗道教功過格所採用的加、減打分法對惲代英產生的一些影響和啟示。但是，惲代英的那些檢查項目的內容、意義以及修養目標可以說與他們相去甚遠，而富蘭克林的那種既注重品德修養，又重視遵守日程“規律”的作風可以說與惲代英之間的距離和做法更接近一些。
第五，惲代英還有一種習慣，即在日記中記載一些家用統計表。如在1917年的日記中附有“家用全年統計”收支決算表，還附有反映每月開支的“家用決算備查”表。此外，他每年還要向父親書寫詳細的家計報告書。這種做法和富蘭克林自傳中高度評價那種一絲不茍的會計報告書的思想是完全相似的。
第六，從生活態度來看，惲代英所奉行的是一種科學、合理的生活態度，他提倡勤儉節約的生活方式，並經常在日記中寫道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奢侈的生活。但惲代英並不是那種簡單的吝嗇和守財奴式的人物。如1919年他得知可以印制賀年卡時，認為這是合理的、必要的開支，于是，毫不猶豫地投入資金印制賀年卡。又如1917年日記後附有他和上海外文書店伊文思公司的往來書信，書信內容生動而具體地體現了惲代英那種合理的金錢觀。這封書信是反映書店和購書者之間在購書時常常會出現的一些問題。當時，惲代英向書店寄去了預訂外文雜志的訂單，但他所收到的實際期數和所訂期數不符。此外，在收費問題上也有出入。書店的書目上寫明不收從國外寄往中國的郵費，以前預訂的雜志也是這樣。但這次書店不僅要收這筆郵費，而且還提高了國內郵費標準。惲代英要求書店對以上情況重新進行調查，並給予答復。他在信中寫道:“事關營業信用，想貴公司必不以為煩瀆也”。這封信表明了他對此事的基本態度。這種態度和富蘭克林的那種節儉、正直、誠實是非常相似的。
以上我從六個方面分析了惲代英日記中反映出的言行與富蘭克林思想的一些相似性。當然，也許有人會認為筆者列舉的事例和思想上的相似性也許大部分是屬于偶然的巧合。
但是，惲代英對歐美書籍、雜志的關注是不容忽視的。他經常與伊文思公司和丸善書店取得聯係，向他們訂購、函購外文書籍。而且，惲代英還將那些宣傳衛生和幢康的科普知識翻譯過來在《東方雜志》、《青年進步》、《婦女雜志》上發表。有時他還用英文寫日記。大學畢業後，他在中學擔任英語教學任務，在參加基督教青年會組織的夏令會活動中，他用英語和傳教士們進行交談。有時還用英語寫信、投稿。1917年7月他用了一周的時間讀完了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一書。1921年，他翻譯了《愛爾福特綱領解說》中的第五章“階級爭鬥”，並作為《新青年叢書》中的一冊公開出版。
由此可見，惲代英的英語水平在當時的中國青年學生中是出類拔萃的。在大學時代，他還學過德語，在1917年惲代英的《書城新紀》中還可以看到他購買日文書籍的記載。
因此我們可以推斷在1917年1月發起組織“我們的俱樂部”之前，也就是他的日記沒有保留下來的那段時間，惲代英有可能見到富蘭克林自傳的原文，既使沒有讀過原文，我們也不能否定他讀過日文版自傳的可能性。遺憾的是1916年12月以前的日記沒有保存下來，沒有留下確切的證據。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即使惲代英和富蘭克林的言行是偶然的巧合，也還是有意義的。因為它證明了雙方有很多相似之處，這一點是不能否定的。惲代英和富蘭克林關于道德修養的共同特徵是在日常生活中對自己實施嚴格的檢查，以自己設計的生活方式來管理、約束自己，他們以這種積極的生活態度使自己的生活方式更加合理化。
總之，惲代英在積極向上的人格修養方面，在確立並遵守合理的生活日程方面作出了極大的努力，他的日記就象成績報告單一樣如實地記錄了這方面的情況。因此，我們以日記為依據來衡量他，這大概不會影響對他的近代性格的觀察和評價吧。如果借用馬克斯·韋伯的話來說，可以說惲代英的思想反映的是一種近代市民的、資本主義的合理的生活意識和民族精神。至于惲代英是否把他日記中的思想貫徹到實踐中去，這個問題還有待以後分析研究，本文所要得出的結論是惲代英的修養具有近代的、市民社會的傾向性。
但是，惲代英是出生在清初以來一直很有名望的知識分子家庭，他是在傳統思想、文化的影響中成長起來的。他不可能一下子從這種傳統的思想束縛中解放出來，新的思想內容不可能馬上就找到新的表達方法，有時還必須背負著傳統思想影響的重負，去沿襲那種陳舊的、落後的做法，這樣被套上舊的枷鎖之後，新的思想也會變成一種畸形的東西。我們必須深刻理解惲代英把先儒聖賢奉為修養典范的悲劇。但與此同時在惲代英的思想中已經開始醞釀著新的思想內容，這種新的思想開始與那種陳舊的、落後的思想進行抗衡，並試圖從這種思想束縛中徹底解放出來。這種情況必須引起我們的重視。
此外，對于惲代英道德修養所具有的豐富的思想內容，作者打算在探討他的道德哲學時，再作進一步的分析和論證。
來源：雨花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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