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那麼，惲代英是何時完成世界觀轉變，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呢?根據對有關史料的分析研究，惲代英是在離開安徽宣城師范之後不久，于1921年下半年完成世界觀轉變，從一個民主主義者轉變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
1921年6月，惲代英離開了宣城第四師范後，于7月1日到7月4日，參加了少年中國學會在南京召開的年會。少年中國學會是五四時期會員最多、分布最廣、影響最大、成員也最復雜的一個社團。在1921年7月召開南京年會的時候，學會會員之間的矛盾開始表面化、公開化。鄧中夏、高君宇、劉仁靜、黃日葵等早期共產黨員同反馬克思主義的國家主義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惲代英在會上起初還想維持學會兼容並包的方針，提出“我們不能盼望大家有一致的主義，只可在大家中求個最小限度的一致，以求可能的最多互助”的調和意見，以避免學會分裂。但是，隨著雙方分歧的加深，他感到由于學會成員政治立場不同，已沒有調和余地，分裂勢不可免，乃于7月3日在會上果斷地提出“學會前途的危險，應討論如何決裂”的臨時動議案，主張學會有計劃、有組織地分裂。會議“對惲君意見，各會員討論良久，結果均主張就凡可以使本會分裂的各重大問題，在月刊上詳細討論”。
南京年會後不久，惲代英在給少年中國學會會員楊鐘健和黃日葵、高君宇的信中，對他在南京年會的態度作了一個更明確的解釋：“我在南京曾力為學會作調和派。調和非我本意，然當會及會後均見學會有樹立一定明確旗幟的必要，實無調和的余地”，“我意學會非破裂不可。我在南京態度和緩，其實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表示。‘其次’又不可得，終于令我想到破裂以達到最高的希望”。他還同時提出，“認清一個主要的明確目標”，即是“‘促進生產工具公有’為明確目標”。在同一封信中，惲代英旗幟鮮明地表示：“我私意近來並很望學會為波歇式(作者：即布爾什維克式)的團體，這是年會後思想的大改變，不久將另文陳述。”(《少年中國學會通訊錄》第1期，1921年8月。)
少年中國學會南京年會後，惲代英思想上“大改變”的結果，使他徹底與無政府主義等錯誤思想決裂。從此他不僅從理論上接受了通過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來“促進生產工具公有”的馬克思主義，而且開始致力于組織布爾什維克式的團體的活動。1921年7月16日至21日，惲代英在湖北黃岡召開了利群書社社員大會，決定成立共存社。在他起草的文件中明確寫道：“以積極切實的預備，企求階級鬥爭、勞農政治的實現，以達到圓滿的人類共存的目的。”(《我們的》第7期，1921年8月10日。)對這次利群書社社員大會，廖煥星在1953年有一個回憶可以佐證：“1921年夏季，在黃岡林家大灣(林育南、林硫英的故裏)召集利群書社散在各地的同志和朋友的大會。參加者，有青年學生、青年工人、青年農民。長沙文化書社亦派代表(易禮容)來參加。會議舉行了三天，一致擁護無產階級專政，擁護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擁護蘇維埃，讚成組織新式的黨———布爾什維克式的黨，並提議把要組織的團體叫做‘波社’(波爾什維克)。決議組織‘共存社’，訂立社章和通過宣言，明白地號召擁護無產階級專政，擁護蘇俄，讚成組織布爾什維克式的黨。宣言和社章都係惲代英同志的手筆。不久，我們知道了中國共產黨已成立，代英同志立即號召加入，結束利群書社。”(中宣部《黨史資料》1953年第1期。)黃岡會議不久，經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四川人陳育介紹，惲代英到四川瀘縣川南聯合師范學校擔任教務主任。這時的惲代英，已開始自覺地宣傳馬克思主義。在川南聯師，不少學生將無政府主義等思潮當作時髦的新思想，惲代英用自己思想轉變的過程，引導學生到馬克思主義的軌道上來。在此基礎上，又建立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為在四川建立黨團組織播下了種子。綜上所述，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上半年，惲代英在宣城師范任教的這一段時間，是他思想轉變的關鍵時期。到1921年下半年，惲代英完成了世界觀的質的飛躍，由一個民主主義者轉變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對惲代英在宣城師范這段時期活動的評價，一方面，不能因為他還沒有擺脫無政府主義等錯誤思想的樊籬，武斷地認定惲代英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另一方面，也不能因為他以後成為著名的共產黨人，革命烈士，就牽強附會地把當時還沒有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惲代英，說成已在傳播馬克思主義，建立CY組織了。在宣傳和評價中共黨史人物的時候，任何貶低或虛美的做法都是不足取的。
來源：雨花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