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惲代英的外交經濟觀
王國新
惲代英作為中國共產黨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動家，他在實踐和理論上的建樹是多方面的。其中，他對中外社會經濟的發展形態、經濟規律和經濟發展模式的設計等方面也有深刻的研究。其內核是謀求中國民族經濟的振興，擺脫外國的經濟侵略，實現強國富民，經過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類似蘇俄新經濟政策模式的、社會經濟發展的“長的階梯”，最終實現共產主義。惲代英的經濟觀散見于許多論文之中，集中論述不多，但經濟思想的輪廓，軌跡卻十分鮮明，尤其是他對外交經濟問題的闡述、剖析和探索，有許多匠心獨具的見解，飽蘊著豐厚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功底。惲代英外交經濟觀的基本框架是：(一)提倡國貨；(二)引進外資開發富源，發展民族產業；(三)實現關稅自主；(四)廢除非法外債，擴大對債權國的貿易，實現國際貸借均衡；(五)革命成功後的對外經濟政策制訂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這些實踐和理論不僅對當時我黨制訂正確的對外經濟方針和策略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而且對我國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事業也有許多有益的啟迪與借鑒。本文試就以上幾個方面進行粗淺的探索，以就高見。
一
1915年，袁世凱政府接受了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國內民怨沸騰，反日浪潮席卷全國。正在中華大學讀書的惲代英組織學生加入了鬥爭行列。他們上街宣傳，散發傳單，檢查日貨，開展抵制日貨運動。1918年，惲代英組織“互助社”成員發動武漢學生，反對段祺瑞政府與日本簽訂的《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開展反日救國鬥爭，繼續宣傳和組織抵制日貨。他們用節省下來的零錢，建立抵制日貨運動基金，在武昌、漢口商店調查日貨，編成《武漢國貨調查錄》等小冊子和傳單，分散給學生和居民，組織學生挨戶曉勸居民抵制日貨，組織學生和居民互約不買日貨，犯者罰錢以作抵制日貨基金或沒收日貨當眾焚燒，經常定期召集群眾在學校內操場上焚燒日貨，把武漢地區反日貨運動推向了高潮。在這場鬥爭中，惲代英查考近代中國商戰損失，翻閱民國財政史料，探研國貨不振，洋貨充斥的原因。然而國貨不美觀，國貨價略貴，國貨質略劣的事實，使他感到倡國貨，責人以難能，而自處于易。因此，惲代英認為“欲救國家，惟有力行二字”(《惲代英文集》第70頁。)。為了表明決心，1918年5月，惲代英開始剃平頭，不用洋理發推子，以致終身沒有蓄發。
面對外來經濟壓迫，國家主權的淪喪而無拯救的良方，惲代英的心情是苦悶傍惶的，正如他在日記中所寫，中國“若欲不亡，應該靠誰呢？”于是惲代英如饑似渴地閱讀西方社會政治和科學書刊，他接受了無政府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的思想，認為世界的根本改造只要能“破除私產制度，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自由工作，廢除金錢，便一齊解決了。”(《惲代英日記》第647頁。)1919年，“五四”運動把反帝愛國鬥爭推向了高潮。惲代英在武漢參與領導了罷課、罷市、遊行示威、請願等鬥爭，迫使湖北當局急電北京政府釋放被捕學生和懲辦賣國賊。此時，惲代英徘徊于新村主義思潮的十字路口。1920年，惲代英先後開辦了利群書社、利群毛巾廠，以期開創共同生活，振興中國實業，擺脫外資壓迫，改造社會的道路。可見，惲代英採取身體力行，示范感化等形式，希望喚醒國民，抵制洋貨，實現救國理想的做法，帶有強烈的民族愛國主義情緒和理想主義的色彩，失敗的結果是難免的。正如惲代英後來總結的那樣，沒有認識到“要救自己，只有打倒外資的壓迫”，“給本國產業以自由發達的機會”。然而，這種挫折對惲代英思想的轉變，無疑是有益的。1920年以後，惲代英在與李大刊、鄧中夏、毛澤東等的接觸聯係中，開始注意研究馬克思主義，逐漸形成了共產主義世界觀。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不久，惲代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之後，他的外交經濟觀發生了質的飛躍。
二
1921年至1924年是惲代英馬克思主義經濟觀形成並逐漸走向成熟的重要階段。惲代英總結了自己和熱血青年“曾經屢次極力提倡維持土產，購用國貨”(《惲代英文集》第417頁。)收效不大的原因。他認為愛國精神必須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中國今日精神的墮落，許多地方都是出于物質的貧乏。不從物質上救濟中國，恐怕終如前幾年前幾十年所空唱的救國自強，結果終只是空唱而已”(《惲代英文集》第406頁。)。因為“外國機器生產制度之下，出品迅速，成本低廉，品質精美”，而“人性自然愛好價廉物品”，所以在國內市場上，“中國的土產處處不能維持他原有的銷路。”(《惲代英文集》第417頁。)“中國除了機器生產化，沒有法子抵抗人家，即沒有法子免于經濟破產的慘禍”，但中國又“不能發達機器生產”(《惲代英文集》第418頁。)，因為國內有軍閥割據，政治黑暗，國外受到西方列強的經濟壓迫。
那麼，如何改變這種局面呢？惲代英認為：“要求經濟的獨立，終必須經過一番政治革命”，建立“迪克推多的政府”(《惲代英文集》第408頁。)，即“一黨獨裁政治”。革命後，政府必須“進行國有的大生產事業，既以安戢遊民，復可抵制外資壓迫，挽回國際貿易之出超”。惲代英認為“私人資本家能經營大生產事業自仍有以上之功效”，但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中國應當推行國營政策。惲代英批評了孫中山先生興辦“國營產業全恃外人借資”的觀點，認為這是“與狐謀皮”。“國營大生產所需資本，必須于國內不勞而獲的階級中，用財產稅、所得稅、公債或沒收等方法籌得之。如地皮商、股票商、銀行家、工廠主、房主、田主等，均須任出資之責”。但籌資必須適度進行，“革命政府不可過于採用紛擾的政策”(《惲代英文集》第409頁。)。
以上表明惲代英已找到了“國貨不振”的國內外原因以及扭轉局面的方法和途徑，同時說明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外交經濟觀。隨著革命統一戰線的建立，惲代英的外交觀逐漸走向成熟。
1924年，董時進先生在《太平洋》雜志上發表文章，竭力反對冒用美名借款開發資源，並認為中國“礦產之為物，不以早開而增，不以遲開而減。”對此，惲代英撰寫了《如何方可利用外資》(詳見《惲代英文集》第507頁-510頁。)一文，他從國際形勢和中國的國情出發，對如何利用外資作了辯證剖析。
惲代英對董時進先生斷然反對任何公私團體“假開發富源的美名以圖惜債”表示讚賞，認為軍閥當政，中國政治不良，出賣國家利權抵押借款，且公私團體組織不強固完密，在一切未入軌、經濟混亂的形勢下，極易引發個人貪婪僥幸的心理，造成假開發富源的美名借債，中飽浪費。同時認為以“礦產之為物，不以早齊而增，不以遲開而減”為由拒絕利用外資的觀點是錯誤的。因為國際國內形勢決定“中國的富源亟宜開發”，而且非開不可。理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西方資本主義大工業又進入高速發展時期，中國面臨著機遇和挑戰，如果不發展，必將在”今日大生產制軋鑠鑷淩之下，我們的舊有產業，漸盡為先進國家所打倒”，而華洋貿易之逆差；日益沉重的近代賠款債息包袱，節流無望，開源又復無計，中國的貧窮日甚一日，兵匪為患，國將不國，到那時要想把資源留給子孫，可謂癡心妄想了。所以惲代英提出，要使中國擺脫貧窮，急需利用外資開發富源，況且西方資本家也想投資海外，以謀取更大的利潤。問題的關鍵不在用不用外資，開不開富源，而是中國的政治制度。那麼怎樣的政府才能擔負起這個重任呢？惲代英認為中國必須首先建立蘇俄式的公忠而強固的國民政府，監督一切公私團體，而這種政府與公私團體又須接受國民的監督；應當倣效蘇俄“用極嚴重的條件”利用外資以開發富源。
當時在國共合作的形勢下，惲代英身為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宣傳秘書，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長，大膽而又巧妙地把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政治觀、經濟觀溶入了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體係，把公眾對外資問題的注意力凝集到推翻北洋軍閥、改造社會這個矛盾焦點上，其實際意義遠遠超越了外資觀本身，可謂匠心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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