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世界人權宣言》發表60周年的日子裏，我們高興地看到，中國的人權事業獲得了歷史性的進步，形成了具有中國自己特色的成功經驗。從新的歷史起點出發的中國，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領導下，已經更高地舉起了人民民主的旗幟，人權事業也進入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尊重和保障人權是中國民主政治的任務及其特點
《世界人權宣言》已經發表60周年，在這60年時間裏，中國的人權事業取得了歷史性的進步。去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七大，在闡述要“堅定不移地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時候，引人注目地再次強調要“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證全體社會成員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可以這樣說，尊重和保護人權已經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任務；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中國的人權事業有其自身的顯著特點。
要理解這一點，必須聯係中國的歷史，結合中國的實際，進行認真的梳理和說明。
第一，我們要看到，中國公民的人權是在維護國家的集體人權過程中逐步實現的。
中國是一個經過長期浴血奮鬥，掙脫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統治，才爭取到實現基本人權條件的國家。中國不可避免地會在個人的人權與國家的集體人權相統一中尊重和保障人權。誰都知道，中國經歷了一百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世界上幾乎所有的資本主義強國都侵略過欺負過中國。在那種“強權即公理”的年代，幾億中國人哪有人權可言？中國人惟有獲得了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獲得了整個國家在世界上應該享有的權利，才有中國人個人的人權。這是從中國一百多年苦難的歷史中獲得的真理。正如鄧小平先生所說的“人們支持人權，但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國權。”國權，就是一個國家集體的人權。60年前，《世界人權宣言》說，發布這個宣言是“鑒于對人類家庭所有成員的固有尊嚴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權利的承認，乃是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的基礎”，是“鑒于對人權的無視和侮蔑已發展為野蠻暴行，這些暴行玷污了人類的良心，而一個人人享有言論和信仰自由並免予恐懼和匱乏的世界的來臨,已被宣布為普通人民的最高願望”，等等。對此，我們的理解尤為深切。因為，我們中華民族為了獲得這種“對人類家庭所有成員的固有尊嚴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權利的承認”，為了反對污蔑中國人人權的“野蠻暴行”，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作出了巨大的犧牲。今天，我們正在和平發展的道路上迅速崛起，但是有的人卻把中國的發展看作是對他們的所謂“威脅”，他們竭力限制的依然是我們民族在世界上平等發展的權利，而對于中國人來講，國家的發展和強大正是實現和保障每一個公民的人權的條件。
事實上，維護國家主權同“依法保證全體社會成員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相統一，正是中國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過程中尊重和保障人權的一大特點。
第二，我們要看到，中國公民的人權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和艱辛努力下逐步實現的。
歷史告訴我們，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面臨著兩大歷史任務，一要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二要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與此相聯係，在中國要切實尊重和保障人權，一要解決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集體人權問題，二要解決全社會有一個實行民主和法制以保障公民人權的社會環境和社會制度。面對這樣艱巨的任務，決非任何個人所能夠完成的。這樣的歷史任務，實際上是歷史對中國所有的階級、政黨及其領袖的考試。林則徐、魏源、龔自珍為代表的地主階級革新派參加了這一考試，洪秀全為代表的農民階級參加了這一考試，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參加了這一考試，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參加了這一考試。其中，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的君主專制制度，為中國的人權事業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但是也沒有能夠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人權問題。是中國共產黨，在這一關係到中國前途命運的考試中，獲得了優異的成績。
中國共產黨不僅是為了實現中國的民主（人權）和科學而誕生的，而且為在中國推進民主、保障人權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中心任務，就是爭取民主、人權，包括政治上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經濟上爭取農民的土地權、工人的結社權和基本的福利，等等。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召開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定了反映和保障中國人民基本人權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實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人權大解放。作為一個中國人，一提到1949年，就會在耳邊回響起一個令人自豪的聲音：“佔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這是毛澤東主席在新中國誕生之際宣布的。從那一時刻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等等保障人權的法律法規應運而生；尤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進行普選、建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提倡民族平等和團結，建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從制度上保證了人權的實現。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人的人權一步一步地從綱領上的要求變為活生生的現實。這就是歷史的真實。當然，我們並不否認，在中國人權發展的道路上，有過曲折，犯過錯誤，特別是像“文化大革命”時期那樣大規模地侵犯人權的錯誤。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提出，受到這些失誤的傷害者不只是群眾，還有我們自己的黨員幹部，而且這些失誤都是我們自己糾正的。應該看到，從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
，從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建立深圳等四個經濟特區以來，無論是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科技體制改革、教育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還是推進和諧社會建設、黨內民主建設，所有這一切改革和發展，都極大地推進了中國人權事業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這30年，實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二次人權大解放。由于我們在人權事業的發展過程中經歷過令人痛心的曲折，因此我們更加珍惜中國人權事業發展所取得的成果，更加珍惜我們每一個人在中國社會進步中應該享有並已經享有的人權。1997年中國共產黨的十五大把“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黨代會報告，2004年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把“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已經明確地把“尊重和保障人權”作為治國的根本理念和重要任務。
中國人權事業發展的歷史，不僅證明了中國共產黨為在中國尊重和保障人權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且證明了中國公民人權的實現與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是分不開的。可以這樣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依法保證全體社會成員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相統一，是中國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過程中尊重和保障人權的第二大特點。
第三，我們要看到，中國公民的人權是在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中逐步實現的。
歷史留給我們的，是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人口多，人權問題也多；發展中國家，人權問題也處在發展中。這些基本的國情，給中國人權事業的發展提出了許多國家都沒有的巨大挑戰。應該注意到的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我們就已經明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普選方法產生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各級人民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依法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徙、宗教信仰及示威遊行的自由權”；“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教育的、社會的生活各方面，均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實行男女婚姻自由”。但是，這些人權的實現，並不容易。其中，既有執政黨領導工作中的問題，也有社會成熟程度的問題。從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實現由“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轉變過程中，得到的一個最重要的認識，就是：摒棄“以階級鬥爭為綱”，尊重和保障了人權；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更是實現和保障了人權。中國今天在人權事業發展中所取得的一切進步和成績，都源于30年前鄧小平提出的工作重點的戰略轉移。現在，我們進一步提出，要在加快發展的同時，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放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要以改善民生為重點推進社會建設，中國人民的人權進一步得到尊重、實現和保障。經驗告訴我們，在中國，公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是所有的人權中首要的基本人權。
聯係到《世界人權宣言》第三條規定的，“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在中國這樣貧窮落後的發展中國家，要落實這一人權，必須把公民的生存權、發展權作為首要的基本人權。這一認識，來自于中國人民一個半世紀以來艱苦奮鬥的歷史，來自于中國共產黨對新中國成立以來近6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30年經驗的總結，也來自于中國對當代世界一大批發展中國家改變不發達狀態的經驗的觀察和思考，因此它具有一定的普遍適用性。可以這樣說，這是我們中國人對世界人權事業的一大貢獻，也是中國對世界人權理論的一大發展。
在經濟社會的發展中，以實現公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為基礎，實現公民其他方面的基本人權，“依法保證全體社會成員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是中國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過程中尊重和保障人權的第三大特點。
在中國民主政治發展過程中形成的這些特點，既集中反映了我們在人權事業發展中積累的成功經驗，也是我們從今天新的歷史起點出發，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全面推進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進一步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良好基礎。
冷戰思維抹殺不了中國在人權事業上的成就
在《世界人權宣言》發表的60年裏，中國的人權事業獲得了那麼大的進展，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的人權事業作出了那麼大的貢獻，但是，人權問題，這幾年卻成為我們在國際交流中經常碰到的一個熱門話題，成為我們在國際鬥爭中的不得不面對的一個重要領域。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一現象？這是我們應該深入思考和研究的一個問題。
我們從不否認，中國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出現過傷害民主和人權的失誤。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包括西方發達國家，在人權事業發展的歷史上沒有犯過錯誤。以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出現過的失誤為由頭，對我們的人權問題喋喋不休地加以評論和指責，是沒有道理的。這只能說明有些人對中國有極深的偏見。
我們也注意到，人權、民主等等對于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民來說，都是“舶來品”，而且是在與西方文藝復興運動不同的爭取民族獨立的歷史背景下，提倡人權、民主這些新思想新事物的，強調的側重點也與西方不完全相同，但是中國人民確實獲得了過去從來都沒有過的實實在在的人權。圍繞怎樣理解人權、怎樣實現人權這樣一些基本問題上的不同理解，開展學術討論是必要的，但硬要把自己的理解強加于別人，是不符合人權原則的。這也只能說明這些人有偏見。
需要深入研究的是，為什麼有些人會有如此深的偏見？
重要的原因，是二次大戰後出現的冷戰和在這個背景下形成的意識形態對立和敵視。自從蘇東劇變以後，歷時近半個世紀的冷戰格局終于結束了。深受冷戰之害的中國人，從鄧小平開始，果斷地拋棄冷戰思維，開辟和平發展道路，一直到今天提出要與各國人民一起來推動和諧世界建設這樣的理念。但是，西方有一些政治家、戰略家，以冷戰的勝利者自居，不僅沒有從那種落後的冷戰思維中解放出來，而且還繼續用那種已經過時的冷戰思維，包括在冷戰中形成的醜化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偏見，來評論我們的人權事業。
在人權提出和發展的歷史上，從文藝復興運動開始，它的對立面主要是強權和專制。中國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提出人權（後改為民主）和科學，針對的也是強權和專制，與文藝復興運動不同的是，當時中國人所反對的強權和專制，不僅是本國封建主義的強權和專制，而且是來自外國的帝國主義的強權和專制。從“文化大革命”走出來的中國人，那麼渴望人權、民主，也是因為人們對于在“大民主”、“群眾專政”名義下發生的違反民主法制的強權和專制，有著切膚之痛。但是，今天，在中國人權事業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個新的情況，這就是：中國的人權事業，遭到了冷戰思維的醜化和破壞。實現和保障廣大中國人民的人權，既要反對一切違反民主和法制的言論和行為，又要反對冷戰思維，這就是我們面對的客觀現實。
那麼，什麼是冷戰思維呢？冷戰思維有些什麼特點呢？冷戰，相對于熱戰即傳統的戰爭，起源于1946年英國前首相丘吉爾發表“鐵幕演說”和1947年4月16日伯納德·巴魯克在南卡羅萊納州哥倫比亞的一次演說。其最簡單的含義，就是二次世界大戰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歐集團之間在政治和外交上的對抗。在這樣的冷戰過程中形成的冷戰思維，具有機械地以意識形態劃線、極端地進行意識形態對抗這樣兩個鮮明的特點。這種冷戰思維，使人思想僵化、固執己見，目空一切、狂妄自大。今天，冷戰已經結束。冷戰思維也已經過時，並越來越不得人心。經過冷戰的嚴冬，我們深知冷戰思維之危害，比如我們過去在冷戰背景下，由于受到這種思維的影響，長期以來不提人權，一味批判所謂的資產階級人權觀，結果無形之中使之成為人家的專利。因此，我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在處理國家關係時，已經不再機械地以意識形態劃線、極端地進行意識形態對抗，同時我們堅定地維護我們的國家利益，堅守我們的信仰原則。但是，我們也注意到，這種落後的冷戰思維，在國際社會中並沒有因冷戰的結束而結束。那些不顧事實，顛倒黑白，對中國人權事業肆意描黑、惡意攻擊的聲音，一再地提醒我們，人類要告別冷戰思維，還要經過長期的艱苦的努力。
中國人權事業發展的歷史本來就很復雜，加上冷戰思維造成的偏見，使得人權問題不僅成為一個問題，而且成為一個復雜問題。這是我們在討論和研究人權問題的時候，必須看到並加以思考的一個問題。我們堅信，冷戰思維的偏執聲音是經不起事實檢驗的，冷戰思維抹殺不了中國在人權事業上取得的歷史性進步和成就。但是，冷戰思維必須摒棄，各國人民自己的選擇必須尊重，這也是人權的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權，必須反對冷戰思維！
完善執政意識是尊重和保障人權的重要任務
我們今天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要尊重和保障人權，不是因為這一問題遇到了來自外部的壓力，而是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清醒和自覺。在今天，我們要按照中國共產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提出的任務，依法尊重和保障人權，必須進一步完善黨的執政意識，提高黨的執政能力。
由于中國公民的人權問題與國家的集體人權相聯係，由此而決定了中國公民的人權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從實現公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開始，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全面發展中逐步實現的，而這就決定了中國人權事業能否健康發展與中國共產黨是否有正確的執政意識息息相關。
這種認識，來自于對“文化大革命”教訓的深刻反思和對改革開放經驗的深刻總結。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留給我們許多思考和啟發。其中之一，就是黨在全國范圍執政後，再發動群眾自下而上地揭露陰暗面，並通過造反、奪權等革命手段來解決黨內問題，勢必把黨搞亂，把國家政權機構搞亂，也給全國人民帶來災難。因此在撥亂反正過程中，鄧小平向全黨提出了一個深刻的問題：執政黨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黨，執政黨的黨員應該怎樣才合格，黨怎樣才叫善于領導？與此同時，他提出要把我們黨建設成為一個領導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這裏提出的問題，就是要看到我們黨所處的歷史方位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過去我們總是從領導人民為奪取政權而奮鬥的黨的角度來思考和處理問題，現在必須調整過來，從執政黨的角度來思考和處理問題。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形成過程中，江澤民同志進一步根據鄧小平的政治交代，在1989年12月以非常鮮明的語言提出“我們必須強化執政意識，提高執政本領”。
在一些人心目中，執政意識就是牢牢掌控權力的意識。這不僅是片面的，而且是錯誤的。這種錯誤的認識，是一些人在執政過程中，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盛行，腐敗滋生蔓延，不能很好地尊重和保障人權，甚至侵犯人權的事情屢屢發生的認識根源。
那麼，什麼是正確的執政意識？執政意識，就是為人民執好政、掌好權的意識。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意識包含非常豐富的內容，無論在毛澤東思想中，還是在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以及科學發展觀中，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論都強調，既要牢記奪取政權不容易、鞏固政權更不容易，又要牢記我們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只能用來為人民謀利益；既要鞏固執政的階級基礎，又要擴大執政的群眾基礎，整合社會各種力量，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既要勇于揭露執政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接受各方面的監督，又要善于化解矛盾，引導社會向著和諧協調的方向發展；既要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又要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使社會穩定有序地健康發展。也就是說，我們要讓手中掌握的公共權力成為尊重和保障公民人權的工具，而不能成為侵害和傷害公民人權的手段。
只有按照這樣的執政意識，以改革創新的精神全面推進中國共產黨的自身建設，改革黨的執政方式，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特別是擴大人民民主，發展基層民主，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服務型政府，完善制約和監督機制，保證人民賦予的權力始終用來為人民謀利益，才能更好地尊重和保障人權。
我們高興地看到，在歷史上，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的人權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共產黨正以馬克思主義的清醒和自覺，更高地舉起了人民民主的旗幟，中國的人權事業已經展現出更加光明燦爛的前景。（中國人權研究會副會長
李君如）
李君如：中國人權事業有三大特點
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國人權研究會副會長李君如２１日在“北京人權論壇”上做大會發言時指出，中國的人權事業有其自身的顯著特點：中國公民的人權是在維護國家的集體人權過程中、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和艱辛努力下、在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中逐步實現的。
李君如：冷戰思維抹殺不了中國人權事業上的成就
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國人權研究會副會長李君如今天在“北京人權論壇”上表示，冷戰思維的偏執聲音是經不起事實檢驗的，冷戰思維抹殺不了中國在人權事業上取得的歷史性進步和成就。尊重和保障人權，必須反對冷戰思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