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考古學的證據表明,早在1萬年前到4000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晚期和新石器時代,西藏史前時期的文化就同中國華北的舊石器、新石器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並且融入自成體係的中國考古文化的大圈子內,成為中國遠古文化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人類學
家的最新研究表明,西藏人與其他地區的漢族和少數民族都源于以北京周口店山頂洞人為代表的中國北部的晚期智人。藏族在種族上與我國絕大多數人口屬于同一個種族類型。中國的歷史是漢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共同創造的,“中國”這個概念是隨著歷史的發展而逐步擴大的。13世紀以來,西藏始終置于中國中央政權的管轄之下,僅這一點就比美國建國要早5個世紀。
“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論斷。這裏所說的“自古以來”,不是說“自元代以來”,而是說“自有人類活動以來”。這裏所說的“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也不是說“西藏自古以來的政權都是中原政權或中央政權有效管轄的一部分”,而是說“西藏這塊地方自有人類活動以來的歷史都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抑或是中國邊疆史的一部分,抑或是中國少數民族史的一部分,而絕不是任何外國歷史的一部分。
“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是建立在中國歷史地理學已有理論基礎之上的
中國歷史地理學的開創者和奠基人譚其驤1981年5月在中國民族關係史研究學術座談會上作了一個著名的講話,題目叫《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疆域》。其中談到:“我們是如何處理歷史上的中國這個問題呢?我們是拿清朝完成統一以後,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前的清朝版圖,具體說,就是從18世紀50年代到19世紀40年代鴉片戰爭以前這個時期的中國版圖作為我們歷史時期的中國的范圍。所謂歷史時期的中國,就以此為范圍。不管是幾百年也好,幾千年也好,在這個范圍活動的民族,我們都認為是中國歷史上的民族;在這個范圍之內所建立的政權,我們都認為是中國歷史上的政權。簡單的回答就是這樣。超出了這個范圍,那就不是中國的民族了,也不是中國的政權了”(譚其驤:《長水粹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頁)。
譚其驤論述了確定這個標準的三條理由:
（1）中國的歷史是漢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共同創造的,所以,歷史上漢族建立的政權,如漢朝、唐朝、宋朝、明朝固然是屬于中國的;其他民族建立的政權,如藏族的祖先吐蕃人建立的政權,契丹人建立的遼朝,黨項人建立的西夏,女真人建立的金朝,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滿族人建立的清朝同樣也是屬于中國的。即使這些政權之間曾經是互相對立的,即使某些民族、某些政權曾經在一段時期內不歸中央王朝的管轄,但這些民族以後都逐漸融合在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中了,他們活動的這些地區當然都是歷史上中國的一部分。那種認為只有漢族政權管轄的地區或者只有中原王朝統治到的范圍才能代表中國的看法,顯然是錯誤的。
（2）“中國”這個概念是隨著歷史的發展而逐步擴大的。春秋時所謂中國,只是指黃河中下遊地區,此外就不算中國了;以後逐步擴大到了長江流域、珠江流域,也包括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的范圍。例如匈奴等民族建立的十六國、鮮卑人建立的北魏,到唐朝就已經被認為是中國的一部分了。這是後人客觀地承認了的歷史事實,糾正了當時人們的民族偏見的認識。所以我們今天講歷史上的中國,當然應該站在今天的立場上看歷史,而不能用春秋人的或者唐朝人、宋朝人的眼光來劃分中國和非中國。
（3）鴉片戰爭以前的清朝疆域是幾千年來歷史發展所自然形成的,是這一范圍內的各民族經過長期的交往,包括一次次的統一和分裂而最終結合成的。這些地區在歷史上先後都曾經隸屬于同一個政權,或者曾保持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密切聯係。所以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並不是單純依靠清朝軍事上的勝利所能取得的。相反,在清朝打敗準噶爾部統一新疆以後,中亞的一些國家曾要求加入清朝,但卻被清朝拒絕了。如果真的要進行軍事擴張,那不是最好的機會嗎?但清朝並沒有再向外進軍。而在這以後,中國被帝國主義掠奪走了東北、西北的大片領土,我們當然不能把這種結果用來代表歷史上的中國,當然不能認為被帝國主義佔去的領土本來就不是歷史上的中國的一部分。
譚其驤強調指出:“我們一定要分清漢族是漢族,中國是中國,中原王朝是中原王朝,這是不同的概念。在1840年以前,中國版圖之內的所有民族,在歷史時期是中國的一部分。就是這麼一條,沒有其他標準。”“有些同志要把吐蕃說成是唐朝的一部分,這是違反歷史事實的。唐和吐蕃敵對戰爭時多,和親通好時少。就是在和親通好時,唐朝也完全管不了吐蕃。漢朝和匈奴,唐朝和突厥、回紇的關係,基本上也是如此。我們只能認為吐蕃、匈奴、突厥、回紇是歷史上中國的一部分,但不能說它們是漢唐王朝的一部分。”(同上,第16、19頁)
譚其驤在這篇講話中所提出的論點,不僅成為中國歷史地理研究的理論基礎,也成為他所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理論基礎。《中國歷史地圖集》(已于上一世紀80年代出版)是我國歷史地理學最重大的科研成果。這部巨著共8冊、20個圖組、304幅地圖,收錄了清代以前全部可考的縣級和縣級以上的行政單位、主要居民點、部族名以及河流、湖泊、山脈、山峰、運河、長城、關隘、海洋、島嶼等約7萬多地名。除歷代中原王朝外,還包括在歷史中國范圍內各民族所建立的政權和活動區域。《中國歷史地圖集》以其內容之完備、考訂之精慎、繪制之準確贏得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評價,被公認為同類地圖集中最權威、最優秀的一種。這就說明,譚其驤所提出的論點不僅為中國歷史學界所公認,也為國外歷史學界所公認,以至成為世界各國研究其國家歷史時所通行的原理。我們所說的“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就是建立在譚其驤的著名論點的基礎之上的。正如我們在談到新疆、內蒙古、寧夏、東北、臺灣、雲南、貴州、兩湖、兩廣以至北京、南京等地時一樣,這些地方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不必深究它們分別是在什麼時候納入中原政權或中央政權的有效管轄。
西藏的特殊地理環境決定了西藏對外交往的主要方向只能是中國內陸
我們在考察西藏時,首先看到的是西藏的極為特殊的地理環境。這種特殊的地理環境,是原本位于南半球的印度板塊向北漂流,在距今4000多萬年前與北半球的歐亞板塊碰撞的結果。整個喜馬拉雅山脈,是作為印度板塊的前沿,在與歐亞板塊碰撞的過程中隆升起來的;而雅魯藏布江一線,正是印度板塊與歐亞板塊的邊界。西藏高原在距今400萬年前,還是一個高不過千米的平原,直到340萬年前才開始整體強烈上升,並延至現在,此間累計上升了3000至3500米。在距今10萬年前,西藏高原的面貌已經大體成為今天我們所看到的這個樣子。
整個西藏高原是被南緣的喜馬拉雅山、北緣的昆侖山、東北部的唐古拉山、東南部的橫斷山脈緊緊包圍著。從西南面到南面的整個國境線上,蜿蜒高聳著弧形的喜馬拉雅山脈,從高原南緣的珠峰地區到南亞次大陸恒河平原的直線距離僅有百余公裏,但兩地的相對高差竟達6000多米,這樣的地形高差無疑對西藏高原與其南側恒河平原的大規模直線交通形成了極大的阻礙。高原北部邊緣的中西段地區,其“階坎形”地貌特徵也十分突出,橫亙在這一地區的昆侖山以4000多米的高差急降到北側的塔克拉瑪幹沙漠,而塔克拉瑪幹沙漠的地理條件亦較惡劣,素有“死亡之漠”之稱,因此,昆侖山南北兩側的地形和自然條件都使這一地區的直接交往通行幾無可能。藏東地區的橫斷山脈,由于南北向平行峽谷地貌十分突出,峰谷相對高差較大,故對東西方向交通的阻隔作用較大,但該地區平行河流及峽谷卻對南北方向的交往通行比較有利。
西藏高原的東北方向,雖有唐古拉山的阻隔,但情況與其他方向不同:今青海省的地理條件與西藏高原相似,海拔高差和坡降很小(不超過幾百米),擋不住西藏高原的居民從這裏走出去的步伐。加之這裏又是中華民族的兩條“母親河”——黃河、長江的發源地,更把黃河、長江上下遊的居民緊密地聯係起來。因此,青海地區自古以來就成為西藏高原同外界交往、聯係的主要通道。中國華北的舊石器文化和早期新石器文化是經由這一通道傳播到西藏的,古代羌人之一部分是經由這一通道深入到青藏高原腹地的,唐代文成公主是經由這一通道進入西藏的,薩迦班智達是經由這一通道去涼州會見成吉思汗之孫闊端的,吐蕃時期的“唐蕃大道”以及後來的“朝貢之道”也是經由這一通道而形成的。可以說,正是由于這條通道的存在,才使西藏高原的遠古先人同甘、青古人類發生了密切聯係,才使西藏高原的新、舊石器文化融入了自成體係的中國新、舊石器文化的大圈子,才使藏族人同中國境內的所有世居民族一樣均為蒙古人種中的東亞種族,才使藏族同中國其他各民族一樣匯合到整個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中來。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社會物質生活條件”這一概念無疑包括社會所處的自然環境,即地理環境,因為地理環境是社會物質生活必要的和經常的條件之一,它當然影響到社會的發展。西藏的歷史發展特別是早期發展證明,地理環境有著相當大的制約作用,在某種意義上(例如在影響西藏對外交往的主要方向上)甚至有著決定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