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5月10日消息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了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這篇文章被視為當時中國一個重要的“政治宣言”，在全黨引起了強烈反響，同時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議和指責，從而引發了一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全國性大討論，繼而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本網電話連線採訪了該文的主要作者胡福明先生，請他介紹了撰寫此文的歷史背景及相關情況。
資料圖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作者胡福明。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集體智慧的結晶
【主持人】胡老，您好！對于現在的很多年輕人來說，“解放思想”這四個字的歷史背景是不太了解的，其歷史內涵和歷史意義也理解不深。據說，當時這篇文章是歷時七個月、修改了十次才發表的，您能給我們介紹一下當時的政治背景和這篇文章產生的重大影響嗎？
【胡福明】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那個時期，以所謂的走資派為主要打擊對象，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錯案，中國陷入嚴重的政治危機。國民經濟處于崩潰的邊緣，人民生活極其艱難，農村有兩億五千萬人不能解決溫飽問題。在這樣一個年代裏，個人崇拜、教條主義盛行，統治了中國整個思想文化領域。很多同志雖然也看到了問題，但是不能也不敢講真話。粉碎“四人幫”以後（我正在南京大學哲學係教書），我們歡天喜地，奔走相告，有種強烈的被解放了的感覺，感到壓在我們身上的“石頭”、“大山”一下子全被推倒了。
【主持人】在那個年代，您是否也受到了迫害？
【胡福明】是啊。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南大有少數學生起來貼大字報，批判我們的校長匡亞明。其實，他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由于我們為他辯護，所以在他被打倒後，我也被打倒了，成了“反革命派”。我們挨批鬥、被遊街、戴高帽子、挂牌子、掃廁所、掃馬路、被抄家、家裏被貼大字報，正常的生活被徹底破壞，個人的尊嚴也受到極大傷害。
圖為本網記者正在對胡福明先生進行電話採訪。新華網 李非
攝
【主持人】是不是就是因為這些經歷，激發了您去寫這篇文章？
【胡福明】我寫這篇文章有幾方面原因：第一，“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的破壞實在是太大了，粉碎“四人幫”以後，我認為中國社會的發展面臨著歷史轉折的巨大機遇，中國應該翻開新的一頁，應該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是我當時的一個基本判斷；第二，從南京大學學生、老師反對“四人幫”的情況看，我認為大家已經覺醒了；
第三，文革時說我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我不承認，我覺得我們應該平反。簡單地說，無論是從國家利益、從學校實際、還是從我本人命運看，都需要國家全面撥亂反正，所以我積極地參加了揭批“四人幫”的鬥爭。
南大揭
批“四人幫”第一次大會在大禮堂召開，我積極發言。後來，江蘇省召開批判四人幫萬人大會，我也是第一個發言的。再後來，我不斷地寫文章揭露“四人幫”的罪行。
1977年，正當我們滿懷信心地要推動全面撥亂反正時，“兩個凡是”被提出來了。按照“兩個凡是”，那麼文化大革命也是正確的了？
【主持人】當時，是不是壓力很大？
【胡福明】“兩個凡是”的提出讓我感到撥亂反正的艱難，所以壓力非常大。因為我已經當過一次“反革命”了，那次被當成“反革命”人家還可以說你是蒙冤，那麼這次要是批判“兩個凡是”，那就是真的要當“反革命”了，而且罪名更大，甚至身敗名裂。我有兩個孩子，當時女孩12歲，男孩9歲。如果我有事，這個家也就全完了。所以，思想鬥爭是很激烈的。
但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中國知識分子歷來有一種責任感，一種使命感。我是覺也睡不好、飯也吃不好，整天都在考慮這個問題。最後還是下定決心，要用我的筆去批判“兩個凡是”。
正當我要寫文章的時候，我愛人長了個腫瘤。我到處想辦法，找了很多同志幫忙，才把她送到江蘇省人民醫院進行治療。當時正是六月份，天氣很熱，還有蚊子，在她休息後，我在走廊裏來回走，腦子裏想著那篇文章。後來，我索性把馬列著作、毛澤東著作搬到走廊裏，就在走廊的燈光下，蹲在地上，趴在椅子上，查找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語錄、論述，然後把它一個一個地整理出來。
大概是六月底吧，妻子出院了，學校也放暑假了。我利用七、八兩個月把文章基本寫完。九月初，我考慮把文章寄出去，但是寄給誰呢？寄給王強華吧。他當時是《光明日報》理論版的編輯，我是在南京參加理論討論會的時候與他相識的，他向我約過稿，所以我就把文章寄給他。但是，文章寄出後，四個月都沒有回信，我以為不會採用了。
到了1978年1月下旬，王強華給我回信，希望我把文章再修改修改，不要給人家抓到“小辮子”。4月，我到北京開全國第一次哲學討論會，當天晚上王強華就派車把我接到光明日報社，帶到楊西光同志（時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的辦公室，在場的還有馬沛文（時任《光明日報》理論部主任），孫長江（在中央黨校《理論動態》工作）等人。楊西光同志說：“請各位來，是要討論這篇稿子的，本來是要在4月20日的《哲學副刊》上發表的，但是我看了以後覺得很重要，在《哲學副刊》上發表太可惜了，要作為重要文章放到第一版上去發表，請大家來就是討論怎麼修改。”
大家提了幾條意見：一是要加強針對性，現實性；二是要把文章展開談；三是要防止被人家抓“小辮子”，寫得更嚴謹點。根據他們提的意見，我又繼續修改了這篇文章。這篇文章最後是經胡耀邦同志審定刊發的。
【主持人】那麼，這篇文章實際上是集體智慧的結晶。
【胡福明】對。這篇文章楊西光、馬沛文、王強華、孫長江等同志都幫助修改了，特別是孫長江同志功夫下得比較多一點，這是一個集體創作，是集體智慧的產物。這次真理標準大討論之所以能夠展開，能在全國思想解放運動中產生這麼大的影響，關鍵還是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堅定支持。文章發表以後也受到了不少指責，當時中央有些負責人就批判說這篇文章是反毛澤東的，是反黨的。如果不是支持的力量佔了上風，那就沒有什麼真理標準大討論了，也沒有思想解放大討論了。
真理標準大討論是一場人民解放自己的運動
【主持人】這篇文章在當時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胡福明】怎麼說呢？我覺得是在多年來由個人崇拜和個人決策所統治的思想文化領域裏放了一顆“炸彈”吧（笑）。我把廣大人民群眾、廣大幹部多年來想說而沒有說的話講出來了，因此也引起了極大的共鳴。這篇文章所起的作用也就是講了人民心裏的話、反映了人民的心聲、反映了時代的要求，從而推動了一場對于真理標準、是非觀念、道路選擇的大討論。這場大討論是廣大知識分子、廣大媒體共同參與的，所以是一場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運動。
【主持人】30年過去了，中國已經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其中，經歷了幾次大的思想解放。第一次就是1978年，以您的那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催生了第一次思想解放，衝破了“兩個凡是”的禁錮；第二次思想解放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解決了“姓社姓資”的問題；2007年，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發出“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勇于變革、勇于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的號召，掀起新的解放思想高潮。您認為這次思想解放最核心的問題是什麼？最大的難題是什麼？
【胡福明】現在，全國各地正在開展新一輪思想解放，究竟要解決什麼問題，它的切入點在哪裏？我的看法是，我國正處于歷史的新起點，處于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期，機遇前所未有，同時我們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挑戰也是前所未有。眼下無論是抓住機遇也好、應對挑戰也好，都要解放思想，都要實現理論創新、制度創新、體制創新。這是思想解放的核心問題。我們目前最切實的任務是什麼呢？就是要貫徹落實十七大精神，牢固樹立科學發展觀，加快構建和諧社會，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的實現。
【主持人】從這三次思想解放中可以看到中國當前的發展是怎樣的脈絡？
【胡福明】應該說是一種漸進式的改革。首先是經濟體制和經濟領域的改革，改善人民生活，提高綜合國力，通過這個再擴展到政治體制。但是政治體制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的事情，比如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實現社會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和諧、推動依法治國、反對官僚主義、加強廉政建設、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等等，這是一個龐大的社會係統工程，需要我們持之以恒地有序推進。
民主和法治不可分
反腐需要人民的監督
【主持人】您在很多次講話中都提到解放思想一定要和民主聯係起來，那您是如何看待中國30年來的民主進程以及未來的走向呢？
【胡福明】30年來，我們的民主政治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比如說取消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建立了比較健全的幹部教育培訓制度，這就是一大進步。在幹部任免上也採取了一係列的改革措施。在依法治國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和民主監督制度、基層民主制度建設都有很大的進步。
我認為目前中國民主的發展應該是走小步、不停步、年年有進步。這方面我缺乏研究，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思想解放運動必須是民主的。
【主持人】您剛才也談到了依法治國的問題，今年5月4日，溫家寶到中國政法大學看望師生，闡述了法治的內涵，那您覺得法治和民主是怎樣的關係？
【胡福明】
法治和民主是不可分的，沒有充分、廣泛的民主，依法治國是站不住腳的。沒有法治的保障，民主也是走不通的。立法要以民主作基礎，民主立法才能制定出符合實際、符合歷史發展要求、符合人民意志的法，才能體現黨的意志。現在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公開立法已經出現了很好的勢頭，這會對我們的依法治國起到積極的推進作用。
【主持人】您一直強調“一個人要獨立思考，要有自己的腦子，不要人雲亦雲”，是想說明一個什麼道理？
【胡福明】
我認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本身就帶來一個問題，就是人的主體性問題，就是要承認人民是歷史的主人，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有民主權利。所以我認為，人應該有獨立的人格，應該意識到自己是國家、社會的主人，對國家和社會負有責任。具有獨立人格的人，就是不搞依附關係，不搞盲從跟風，要用自己的腦袋去思考，從實際出發去考慮問題。
【主持人】您以前是位學者，之後又從政了，您覺得做學者和當官有什麼區別？怎樣當好學者和當好官員呢？
【胡福明】
這一點每個人的理解不同，就我個人來說，我覺得我既沒有當好學者又沒有當好官員。（主持人：您太謙虛了。）
你說我當學者吧，後來從政以後也再拿不出東西來了。當官我又不夠能力，只能當一介書生。所以說當官沒有成功，當學者也沒當好，兩頭都落空了。我看教訓倒不少（笑）。
我認為當一名好學者也罷，當一個好官也罷，首先要對黨、對人民、對民族、對國家有高度的責任心，有歷史的使命感。否則人民培養了我們，我們怎麼向他們交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