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哈湖位于貴陽南明區，這裏不但是貴陽市民休閒踏青的天堂，也是城市供水的主要水源地之一。遊人一多，就給貴陽飲用水源保護帶來巨大壓力。于是乎，貴陽緊急發出一紙通知：從5月1日起，市政府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的黨員幹部、職工，禁止到阿哈湖水庫飲用水源保護區遊玩。(5月5日《華西都市報》)
這一“遊湖禁令”成為輿論焦點幾乎是個必然。本來，遊湖面前人人平等，黨員幹部也好，機關職工也罷，在非公務時間，他們就是普通公民，不但應盡到普通公眾的義務，也享有普通公民的權利。阿哈湖若不對外開放，所有遊客均應被拒之門外。若要控制景區遊客人數，也應遵循先來後到，或以預約的方式推行。獨獨禁止公務員“遊湖”，等同于剝奪了一個特定群體的特定權利。
對于貴陽的公務員們而言，他們需要找回的，是他們的既有權利。對于更多的公眾而言，他們需要警惕的，是地方政府賦予某一群體特定責任和特定權力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今天貴陽是在向公務員發出“禁令”，明天貴陽就有可能向公務員發出“特權令”。
“特權”固不足取，“特責”亦不足行。貴陽“遊湖禁令”之所以引發爭論，就在于反對者立足于“權利平等”的應然，而支持者卻立足于“權責一致”的實然。持後一種觀點的潛臺詞似乎在說：公務員在現實中已享受了因其特殊身份而帶來的種種“特權”，為什麼就不能給他們一些特定的義務呢？
要回應這種質疑，就必須清理既存的並不合法也不正當的“公務員特權”，比如“公車私用”，“公款旅遊”，“公費吃喝”及種種並不正當的公務員特定福利。這些“特權”很多時候以“潛規則”的形式潛行于世，于公眾而言，早已是“公開的秘密”。而于一些地方政府而言，卻是一層難以被捅破的“特殊的紙”。質疑者試圖以“特責”對應“特權”，實則是對以法治權，尤其是以法治“特權”的信心不足。
“平等權”的落實既應從公務員的“去特權化”開始，更應從限制地方政府非法賦權或非法賦責開始。貴陽“遊湖禁令”，看似約束公務員，實則注定無法執行———景區怎可能對來往遊客一一查驗工作證件，並對“人證合一”的公務員說“不”？如果“遊湖禁令”只是一場“禁令秀”，那麼針對公務員群體的特殊賦權就令人擔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