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兩次見到晚年毛澤東：一次是1972年7月24日，一次是1975年10月30日。兩次見晚年毛澤東，都與中國和西德的外交事務有關，都聽到了他對國內外局勢的看法。毛澤東那閃爍著偉人光輝的真知灼見，令我至今難以忘懷。
一見毛澤東
第一次見晚年毛澤東，是我
在擔任新華社常駐西德波恩記者期間。
那時，我國同西德還沒有建交，新華社與德意志新聞社在1958年交換了記者，所以新華分社是中國在西德唯一的機構。因而，新華分社成了觀察西德形勢與西德溝通意向的渠道。我在1969年12月到西德時，已是第三任記者了。當時，我國正處于多事之秋，內外情況都很困難，“文革”的破壞達到了高潮，很多城市和地區處于混亂狀態，經濟瀕臨破產的邊緣。1969年3月發生了中蘇珍寶島武裝衝突，西方一些人士和媒體紛紛幸災樂禍地推測蘇聯將會改變在西方同美國爭奪歐洲的戰略，而要轉向東方進攻中國。基辛格秘密訪華之後，尼克松在1972年2月訪華。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態度開始改變，西德也隨之開始改變對中國的態度。
據此，
我們根據國內的指示，對兩個問題做了比較深入的調查研究，一個是同西德的關係問題。我們從多個方面引證西德不是一個軍國主義和復仇主義國家，而應改變過去的條條框框，同其他西方國家一樣，與之建立外交關係。一個是蘇聯戰略問題。我們經過深入的調查研究，從各個方面說明蘇聯不會改變戰略，放棄同美國在歐洲的爭奪，轉而得不償失地進攻中國。在一年多的時間裏，我們分社給國內發了不少內部報告和公開消息。1972年上半年，外交部連續兩次發來電報表揚分社，認為我們發回的材料對估計局勢有參考價值。這種情況是極為罕見的。我們在深受鼓舞的同時，估計有可能是周總理甚至是毛主席看到了我們的材料，並且讚同我們的看法。不久後，我們聽說了毛澤東、周恩來對我們的一些材料都作了肯定的批示。
不久，我們根據國內的指示，安排西德聯邦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反對黨基民盟副主席、前外交部長、國防部長施羅德于1972年7月訪華兩周。中國政府對西德第一位政治家訪華很重視，周恩來等會見了施羅德。外交學會會長、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與施羅德會談後，與他達成了內部諒解，雙方表示將共同努力促進兩國早日建交。我根據國內通知，在7月21日回到了北京，第二天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我，鼓勵我說：“你寫的一些報告和報道，我都看過了，毛主席也看過了。你調查研究做得不錯，把西德情況摸透了。”周恩來要我盡早回到波恩去，了解施羅德訪華回國後西德政府和各界的反映，並且根據情況準備進行建交談判。
就在我準備回波恩時，突然接到通知，說毛澤東將于7月24日晚上10時，在中南海住所接見我。我按時來到毛澤東的住所，被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引進了書房。這個地方是我們在毛澤東接見外賓的電視新聞中所熟悉的地方，中間有一圈接待客人的大藤椅和茶幾，椅子背後擺著好幾只高大白色燈罩的落地燈，右邊靠墻擺著幾只裝滿了線裝書的書架。毛澤東坐在他習慣坐的左邊的藤椅上，正在同早已到達的周恩來和姬鵬飛、喬冠華、王海容談話。他同我握手後，要我坐在他旁邊的椅子上。我看到毛澤東比過去蒼老了不少，也胖了一些，頭發斑白稀疏，穿著一套白色綢衣褲。他1971年底生過一場重病，在尼克松訪華時剛剛痊愈，現在已恢復很多。在他身邊的小茶幾上放著好幾本剛看過還卷著的“參考資料”和書籍。周恩來向毛澤東介紹我，說我過去是在上海復旦大學上的學，學的是英文，長期在國外當記者。毛澤東笑著說，我也當過記者，我們是同行。
接著，毛澤東縱論起天下大事來。他說，西方不少人正在討論蘇聯的戰略是向西向東，還是聲東擊西，有的人還在幻想把這股禍水東移。歐洲是一塊肥肉，美蘇都想吃，我們沒有資格。美蘇爭奪的中心是在歐洲，雙方都把重兵擺在歐洲。他在列舉了美蘇雙方在歐洲的兵力數字後說，蘇聯是聲東擊西。歐洲國家太多、太散、太軟，應該聯合起來，對付美蘇爭奪的威脅，維持自己的安全與和平，不要有什麼幻想。他接著談到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教訓，說德國威廉皇帝和希特勒在世界大戰中都遭到了失敗，主要原因都是吃了兩面作戰的虧。威廉皇帝在西線同法、英軍隊還處于對峙的狀態，第二年就把大量兵力從西線調到東線進攻俄國，幻想先打敗俄軍，迫使沙皇簽訂和約退出戰爭。這個目標沒有實現。第三年他又把很多兵力調回西線，但情況已經發生很大變化，法、英軍力已大為加強，美國也參戰在即，最後他吃了大敗仗，不得不簽字投降，把皇冠也丟掉了。希特勒也是一樣，初期的勝利衝昏了頭腦，在西線還沒有全部解決的時候，又在1941年6月發動了對蘇聯的進攻，結果也陷入了被兩面夾擊的處境，連首都柏林也丟了，不得不開槍自殺。歷史上這樣的教訓不少，值得注意。
隨後，毛澤東和周恩來又談了一些外交方面的情況。周恩來向毛澤東報告了施羅德訪華的情況，說還有一些右翼人士包括基督教社會聯盟主席施特勞斯也想來。毛澤東說，我喜歡右派，可以把他們都請來，我也可以同他們談。尼克松來，我就是同他在這裏談的，談得還不錯。
淩晨1時多，周恩來說：時間已過半夜，請主席早些休息。于是，大家都告辭出來。周恩來又在外面的小會客室裏同我們談了很久。周恩來對我說：主席已批準同西德談判建交的請示報告，你盡快回波恩去了解施羅德訪華回國後的情況。我欣然領命。
回到波恩後，我按周恩來的指示，首先會晤了施羅德，然後又拜訪了外交部長謝爾。由于此前施羅德已給西德方通了氣，西德也願與中國建交，雙方一拍即合，決定立即開始建交談判。我方建議在波恩進行談判。讓我沒有料到的是，我會被任命為與西德進行建交談判的代表。談判從8月18日開始，前後談了40天，到9月29日結束。雙方草簽了兩國建交聯合公報，並發表了消息。外交部長謝爾接受我國政府邀請到北京訪問，正式簽署兩國建交聯合公報。10月11日，我國外交部長姬鵬飛同西德外交部長謝爾在人民大會堂正式簽署了聯合公報，兩國關係展開了新的一頁。我承周恩來的厚意，調到了我國駐西德大使館工作，先是擔任參讚，後來在1974年9月擔任了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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