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5月9日消息（楊新華 王永霞 毛薇薇）30年前,《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了一篇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引發了一場全國范圍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30年後，我們站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起點，如何看待當年的那場大討論？如何理解它對今天的意義？本網為此專訪了黨建研究專家、原紅旗出版社副總編輯黃葦町。

    黃葦町認為，當前，解放思想的突破口是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重點要推進“兩民”，即發展民主，關注民生；注意避免兩種傾向，避免心浮氣躁，急于出政績；避免“奉命解放”，甚至形成“表態文化”，而不問是否行得通。這兩種都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    

黨建研究專家、原紅旗出版社副總編輯黃葦町做客新華網 新華網 張龍 攝

人民群眾是推動中國變革的主要力量

    【主持人】從中國共產黨誕生到新中國成立經歷了28年，從1950到這篇文章的發表以及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新階段又是28年，這或許是一個巧合。你覺得根本上是一種什麼力量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這次深刻變革？

    【黃葦町】中國社會的革命和建設是兩個28年，盡管在時間上存在著某種巧合，但是有幾點是相同的：都是前無古人的事業，經歷過艱難曲折的發展歷程；都吃過“左”的錯誤的虧；都是在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以後才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

    如果說解放思想前一階段的標志主要是正風，那後一階段的標志就是真理標準大討論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時候中國剛從“文化大革命”的災難中走出來，很多人痛定思痛，都在探索導致這場浩劫的原因。當時人們有兩大思想困惑，一是文化大革命到底對不對，二是社會主義搞了這麼多年還這麼窮，那社會主義就是這樣的嗎？人們不滿足于把過去的錯誤都歸于“四人幫”，而是從黨的思想政治路線上尋找這種錯誤的根源，這就有毛主席有沒有錯誤的問題，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領導人強調要堅持“兩個凡是”，對于迫切希望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的廣大幹部群眾來說，這是一個必須要越過的障礙。因為，堅持“兩個凡是”，對“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否定。

    應該說，當年突破“兩個凡是”是有相當大難度的。最早針對“兩個凡是”表示不同意見的是鄧小平同志，他提出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但“準確完整” 要以整個理論的正確為前提；還有很多老同志強烈呼吁落實黨的幹部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包括糾正文革前“反右”和“反右傾”運動的錯誤，也要以政策的正確為前提。而問題的關鍵恰恰在于理論和政策正確與否的標準是什麼？這是我們黨要徹底從“文化大革命”陰影中走出來所避不開的一個重大問題。因此，圍繞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是我們黨撥亂反正的需要，是在廣大人民群眾呼聲中應運而生的。應該說，人民群眾是推動中國這次變革的主要力量。

    【主持人】那個時代的人們是怎樣從傳統觀念中走出來的？

    【黃葦町】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大部分人擺脫傳統觀念的束縛都經歷了一個過程。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教育了我們，那時候堅持“兩個凡是”有兩種情況，多數是屬于感情純樸但是“左”的思想影響太深，不能從舊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來，少數人固守“兩個凡是”也是出于自己的需要。

    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對全黨起了巨大的思想推動作用，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一遇到新問題就有人自覺不自覺地用傳統的思維方式想問題。例如國家要建立經濟特區，獲得了廣大幹部群眾的擁護，但開始也有很多人不讚成，認為這和過去的租界沒什麼不同，說特區除了五星紅旗其他都是資本主義的。還有人說“過去是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現在又翹著尾巴回來了”。有的同志到特區參觀後，回來竟然抱頭痛哭，說“辛苦革命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我們黨提倡發揚個體私營經濟，也有人諷刺為“不三不四發大財”。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在有些幹部中遇到的抵制就更大了，說這是把毛主席從解放初就倡導的農業合作化、集體化否掉了，搞分田單幹了。所以，當時我們每走一步都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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