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施行沒兩天，某縣5位市民就狀告縣政府沒有公開一家企業改制的相關調查報告。不過，法院未受理此案。
縣政府為何“不予公開”？據說，是認為“不屬于信息公開范圍”。法院為何不受理？據稱，“涉及企業改制問題，不屬于行政訴訟范圍”。幾位市民為何偏要“繼續告”？因為他們堅持，依據
新條例，這就是應該公開的信息。
政府公開信息，有主動，也有依申請公開，甚至還有不予公開，都屬正常。但這起訴訟的背後，也暴露出信息公開的有效性遭遇挑戰，難以躲避一道道無形的“玻璃門”。
“玻璃門”是什麼？表面看，是對信息公開的理解，政府與公眾差距頗大。深層次分析，是信息公開的程度，最終仍取決于政府的意願。
按說，《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是給政府立規矩的，“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說得很清楚。但實際卻不然。
此一案例中，法院“難以受理”，已讓這種尷尬凸顯。退一步說，即使受理又如何呢？此前，國內不少省市率先制定地方性信息公開條例，“民告官”多次出現，但多以敗訴告終——不是說，“民”一定要贏了“官”，才是民主政治的進步。但是，現有法律體制下，涉及判定信息能否公開，確實給惰政留下不少“例外”空間。
比如，某地計劃調整、淘汰一批劣勢企業和劣質產品，消息見報，市民申請政府部門公開淘汰企業名單，遭拒。于是狀告政府，終審判市民敗訴。理由是：寫有該名單的政府文件，定為“秘密”級，政府依法不予公開。
從行政程序與司法程序來說，該案無可挑剔。問題在于：這類信息是不是真該保密？如果一個“秘密”，就可以為不想公開的信息撐起“保護傘”，那麼，倘有部門利用手中的“定密權”，對不願公開的信息自行設限，誰來監管呢？
遺憾的是，目前的法律對此無能為力。根據《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除了國家秘密、個人隱私、商業秘密以外的政府信息，原則上都應向社會公開。但上述三種秘密，尚缺乏法律上的剛性界定——“玻璃門”赫然出現。
雖然《反不正當競爭法》中對“商業秘密”有過定義，但“商業秘密”也經常被隨意打扮——當社會輿論一再強烈要求公布商品房社會成本價時，很多地方政府部門，正是以“商業秘密”為由，置之不理。
政府敢給自己定規矩，讓公眾監督，勇氣可嘉。但是，缺少對信息公開的剛性界定，在現實中就難免遭遇尷尬。其實，國外的立法經驗早表明，政府信息公開作為國家的一項基本行政制度，應當以法律的形式來規定。
只有對信息公開在法律層面有更高的效力，對不予公開的范圍有剛性的界定，才能徹底拆除“玻璃門”，推進“陽光行政”，而這，也是對政府部門的一種制度關愛。(吳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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