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是刊有該文的《光明日報》和修改過的清樣。新華社資料圖片
胡福明
1935年生于江蘇無錫，江蘇省政協原副主席，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主要作者。
曾任南京大學政治係(後更名哲學係)黨總支副書記、副係主任、副教授、教授，1982年11月調至江蘇省委工作，歷任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部長、省委常委、省委黨校校長等職，後擔任江蘇省政協副主席（至2001年2月）。
胡福明參與撰寫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刊登後，被認為是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先聲，人稱“春風第一枝”，該文掀起了全國范圍內的真理標準大討論，為否定“兩個凡是”、進一步反思“文革”和推進改革開放奠定了理論和輿論基礎。
1978年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講話，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反對本本主義，強調來個思想大解放。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是刊有該文的《光明日報》和修改過的清樣。新華社資料圖片
批“兩個凡是”，準備坐牢
新京報：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掀起了真理標準大討論，已成為時代轉折和改革先聲的符號，為什麼是你寫這篇文章？是偶然的嗎？
胡福明(以下簡稱胡)：我在南大是搞哲學專業，擁有專業的敏感性，這也是我對“文革”災難的反思的結果。我在“文革”中先被打倒，後來成為逍遙派，一路看過來，變成觀察者。為什麼後來我寫文章？因為我痛恨“文革”。
新京報：在“文革”中有哪些遭遇？
胡：1966年6月上旬，我被作為匡亞明（時任南京大學校長，當時被劃為“修正主義分子”）黑幫分子打倒，所有的“黑幫”待遇我都受到了。女兒那時只有2歲，被人罵為“黑崽子”，哭著跑回來。這不僅是我一家的遭遇。我後來能夠批判兩個凡是，與“文革”災難太普遍有關，老百姓窮透了，苦透了。
新京報：怎麼又成了逍遙派？
胡：我被批鬥一年後，那些人到我家鄉調查我。發現我是“紅五類”。就把我放了。他們要我參加他們的組織，我不去，因為我不理解，想不通“文革”。所以我就成了逍遙派。
新京報：那又怎麼成為觀察者的？
胡：江青、林彪這夥人，我一開始就很反感，林彪叛逃死後，上面通知參加黨員大會。氣氛很神秘。每人發一張票，排隊參加，一個支部一個支部地清點人數。妻子問我，什麼事？我說黨內出大事了，林彪反黨！
結果進禮堂坐下來，不出我所料，上面通報第一句話就是：“關于林彪反黨……”，我當時就笑了。（笑）所以我當時預測，江青一夥肯定也逃不了。
新京報：但是“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出籠是你沒有料到的吧？
胡：是的。江蘇省批判“四人幫”的大會我第一個發言。我認為中國歷史轉折的時機到了，當時寫了很多文章，以為春天來了，應該撥亂反正了，鄧小平要出來工作了，中國要一心一意搞現代化建設了。
但是，我們太天真了。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發表了“二七社論”，“兩個凡是”出籠，批判“四人幫”突然降溫，撥亂反正工作開始變得寸步難行了。後來我才弄清楚是“兩個凡是”在作怪。
新京報：所以你想到寫文章批判。
胡：我仔細研究，覺得這樣的提法不好，“兩個凡是”等于說“文革”的理論路線政策都要維護，都要貫徹，那麼人民群眾要求鄧小平同志重新出來工作，就不可能了啊，那麼許多冤假錯案都不能平反了。
所以，大概到1977年4月，我開始醞釀寫文章了，觀點已經明確了，就是要批判“兩個凡是”。
新京報：當時擔心被整嗎？
胡：我不曉得“兩個凡是”是華國鋒提的，我只知道是兩報一刊發表的社論。“文革”以來，中央最高領導人的意見一直都是通過兩報一刊社論來傳達。所以批判兩報一刊的社論就會被指責為反黨反中央嘛，這個罪名可大了。
而且“兩個凡是”打著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子出現，那我批判“兩個凡是”就會被指責為否定毛主席，在中國沒有比這個罪名更大了。所以當時心裏有點虛啊，要準備坐牢的。
運用鬥爭策略，趴在木凳上寫出文章
新京報：當時擔心家人被牽連嗎？
胡：我不能和家人同事商量。越是這個題目，越是不能商量，一人做事一人當，千萬不能跟他們商量。一旦事發，肯定牽連。
南大校園當時私下批“文革”的很多，但是沒有聽說批“兩個凡是”，因為大家沒有發現“兩個凡是”問題。我發現了“兩個凡是”的問題，我只能一個人去搞。
新京報：當時的心境很孤獨？
胡：猶豫了個把月，最後還是戰勝了自己。
新京報：事後證明你平安度過了。
胡：“兩個凡是”是兩報一刊發表的社論，當然不能把“兩個凡是”寫在標題上，公開“宣戰”。一個老同志警告我說，不要學《三國演義》裏面的許褚，赤膊上陣，要能夠保護自己，自己要站住了，才能夠打仗。
新京報：那你是怎麼做的？
胡：我懂了，要有鬥爭策略。因此我千方百計回避“兩個凡是”，我決定將林彪的“天才論”和“句句是真理”作為替身來批“兩個凡是”，這些與“兩個凡是”本來就是一個東西嘛。讀者一看就能夠明白，我就達到目的了。我的選擇就是從理論上、哲學上徹底否定“兩個凡是”。
新京報：成文過程聽說也頗費周折？
胡：是的，1977年6月底，正要動手寫文章了，妻子被查出患了腫瘤，開刀住院。我在病房外的走廊裏陪護，蚊子很多，也很熱。整個晚上睡不了覺，我就找個木凳放在走廊裏，趴在上面，查資料，寫提綱。花了好幾個晚上。7月，妻子出院，正好放暑假了，我把文章寫出來了。然後一遍遍地改，改得密密麻麻地再重新抄，改了好幾遍。
文章是獨立思考的結果，未受人指使
新京報：後來有人認為你寫文章是受指使，配合鄧小平復出的需要。
胡：那是憑我的獨立思考的結果。當然後來我知道小平早在1977年5月24日就批了“兩個凡是”。但是那時只有很小范圍內知道這事，那時我們省委書記都不知道，我更不可能知道。
新京報：文章是怎麼發表出來的呢？
胡：文章寫好了（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但是找誰發表呢？此前，《光明日報》哲學組組長王強華來南京參加江蘇省委黨校的一次理論討論會，會議休息期間，王強華通過別人跟我認識，他當時要我給他們寫文章，我說好。
所以，9月份我將稿子寄給了他，但是幾個月都沒收到回信。
新京報：當時可能是話題敏感，他們不敢發？
胡：我不知道。文章寄過去後三四個月沒有回信，到了1978年1月，我終于收到王強華的信和文章小樣。說要我寫得嚴謹一點，不要給人家抓住小辮子。這樣前後又修改了幾次。
新京報：最終發表的過程是什麼樣的？
胡：1978年4月下旬，我到北京去參加全國哲學討論會，在《光明日報》見到了當時的總編楊西光、理論部主任馬沛文，還有孫長江，王強華。
楊西光告訴我，本來準備在4月2日的《光明日報》哲學版上發表，但是他看了這篇文章，覺得很重要，發哲學版太可惜，他要把它放到頭版作為重要文章發表，不過他強調說文章要修改，加強它的戰鬥性。
我住在《光明日報》招待所，繼續修改。我在修改文章的過程中吸收了楊西光、馬沛文、王強華、孫長江、吳江提出的意見。孫長江在文章的修改上，花了很大工夫，提高了文章的質量，做出了貢獻。我最初定的文章題目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後來，我改為《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以後我又把“一切”二字去掉。最後，楊西光加上“唯一”二字，成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後來知道，文章是要先由胡耀邦親自審定。最終決定先由《理論動態》發表以後，《光明日報》第二天再公開發表全文。
新京報：文章發表後，遇到壓力大嗎？
胡：這篇文章出來後，有一段時間很緊張的。到了6月初，一天早晨我在廣播裏面聽到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裏面講到了理論與實踐統一，我只要聽兩三句就懂了，當時感覺就很輕松了。
文章發表後，家人和同事都支持，都很高興。特別是南大的老師、同學，都是一個調子支持我。家人開始不知道我的文章是什麼內容，也不知道這個風險，後來知道了已經時過境遷了。
新京報：反響怎麼樣？
胡：文章發表過後，我到各地去宣講了六十多場，是各省市的單位自己來請的。我繼續寫關于這方面的文章，在很多刊物上發表。
反思30年改革開放，要堅持繼續解放思想
新京報：今年是改革開放30年，大家公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催生了第一次思想解放，後來小平南巡開啟第二次思想解放。現在廣東等地開始出現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聲音。你怎麼看？
胡：什麼叫思想解放？破除落後的、過時的、錯誤的觀念，提出新理念、新觀點、新思想。如果你只是講了一些老話、套話，不講新話，那不叫解放思想。
講新話，講新觀點、新思想，就要有言論自由，就要有表達權。言論自由是民主的最低要求，如果連言論自由都沒有，怎麼解放思想啊？鄧小平講得很清楚，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
歷史上每一次思想解放運動都是民主運動。五四運動是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也是的。正因為有了這場民主運動，才有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才有了撥亂反正，才有了改革開放的30年。
思想解放和民主是不可分的。思想解放是內容，民主是權利。人民群眾沒有民主權利，是無法實現思想解放的。沒有民主就沒有思想解放。而民主是人民群眾講自己要講的話，講自己的心裏話、講真話，如果只講一樣的話，那不叫民主。
新京報：到底該怎麼解放思想？從什麼地方解放思想？
胡：反對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思想解放的關鍵問題是破除本本主義、教條主義。這就是解放思想的對象，也是我們需要破除的對象。
新一輪思想解放的對象，仍然屬于教條主義，屬于左的指導思想。新一輪解放思想，應當圍繞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社會和諧服務。鄧小平說過“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現在需要深化改革，既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也需要政治體制的改革。
新京報：改革開放30年，現在社會上出現一些論調，一些人懷念改革開放前的日子，認為那時沒有房子壓力，沒有貧富差距。
胡：必須充分、堅定地肯定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有些現象是改革中必然要產生的，收入分配，拉開差距也很正常。
問題是我們抓得遲了，比如對環境問題，對其嚴重性認識不夠，現在迫切需要總結教訓，狠抓。
新京報：你剛說到要繼續經濟體制改革，下一步的突破點在哪裏？
胡：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要實行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把土地的永久使用權還給農民。農民的土地永久使用權要可以繼承，可以租賃，可以抵押，可以轉讓，可以入股。
民主建設應小步走、不停步、不斷進步
新京報：現在社會上價值觀越來越多元。你的一篇文章開啟一代思想解放的浪潮也許難了。退休後，更多的在研究一些什麼問題？
胡：我現在在研究前蘇聯垮臺的教訓。他們垮臺的教訓只有4個字———沒有民主。
新京報：為什麼這麼說？
胡：現在有些觀念認為是西方反動勢力和平演變的結果。這個說法似是而非，根本上是不準確的。
從十月革命開始，世界各國反動派一直想消滅布爾什維克，什麼手段都用了，但是沒有消滅它。為什麼在前蘇聯有了原子彈，很強大之後還會滅亡？根本原因是沒有民主。
蘇共執政後，掌握了全國所有的權力和資源，難免產生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出現特殊化、特權化。而民主和民主政治可以避免這一切消極腐化現象的發生。
蘇聯看起來有民主，開大會喊“烏拉”，實際上都是假的。蘇聯到了後期官僚特權化極其嚴重，官僚的工資收入是普通工人的40-50倍。黑海邊官僚們的別墅、高級療養院到處都是，而普通老百姓連基本的蔬菜牛肉和雞蛋都很難保證。
新京報：改革為什麼沒有拯救蘇聯？
胡：到戈爾巴喬夫時，他們的改革已經改晚了。應該在二次世界大戰或赫魯曉夫時就開始改。赫魯曉夫也改了，但是指導思想還是計劃體制那一套。但是他們的改革力量很薄弱，官僚形成了特權階層，阻力很大，缺少群眾力量支持。
而中國的改革開放之所以能推行。要“感謝”大躍進，文革和反右運動。文革把左的路線，個人專斷，個人崇拜的危害暴露得淋漓盡致，發展到了極點。通過文革，絕大多數人民覺悟了，認識到了左的災難。文革也把一大批幹部打倒了，他們吃夠了苦頭，也開始反思。因此他們都起來支持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支持改革開放。
新京報：你怎麼看待民主？
胡：民主是由人民參與制定法律，人民按照法律行使自己的權利。包括言論自由，出版，結社的權利，國家事務的參與權，監督的權利。我們的憲法也寫了，權利屬于人民，但是需要一係列的具體制度來落實。
現在有些土霸王，權力太大了，沒有民主，人民就沒有能力監督他們。像前段時間西豐縣委書記派警察跑到北京拘記者的事情，那個縣委書記猖狂得不得了，真是無法無天。
新京報：提到監督問題，你怎麼看待目前中國的互聯網監督？
胡：互聯網是一種新的民主形式。我要說，不管你願意不願意，喜歡不喜歡，互聯網這種民主形式還要發展，最好的方法是參與和引導。
新京報：談到解放思想，你認為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發展方面該如何解放思想?
胡：輿論監督是民主監督的一種形式，應該發揚，這是一件好事，非常值得歡迎。現在的問題是知情權還不夠，所以輿論監督還很難。
我當過宣傳部長，也當過全國人大代表，曾經聯名提議出臺《新聞法》，建議通過法律規范保障新聞業的發展。用法來管理新聞不是更好嘛，依法治國嘛。新聞法一方面可以規范新聞單位的行為，也可以規范領導部門的行為。依法治國，這裏的法當然也應該包括《新聞法》。
新京報：黨的十七大提出，要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你是如何理解的？
胡：有些人說中國人素質還沒有達到，不能實行民主，這是不對的。你怎麼知道他素質沒有達到？不是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嗎？
這些人的擔心是一旦實行民主會亂起來。如何實施人民民主，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決定：選舉民主是第一位的。我認為，民主建設應該小步走、走小步、不停步、不斷進步。還需要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人民民主來推動黨內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