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和張國燾，一個是黨的主要創始人，一個是中共一大的主持人。他們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風雲人物，在逝去的歲月裏，留下厚重的身影。他們參與創造了中國共產黨，成為黨的早期主要領導人。後來，他們又因不同的原因，被開除出黨。所不
同的是，一個光明磊落，至死不變其節，保持做人的操守和尊嚴；另一個則失去良知和自尊，賣身事敵，成為歷史唾棄的變節者和叛徒。
五四前後
1917年1月，陳獨秀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之聘，來校任文科學長，並首從文科進行改革，以推動整個北大的教育改革。
江西萍鄉青年張國燾，于1916年考入仰慕以久的北大。那一年，北大給他的印象並沒有想象中的那麼好，老學生有“老爺派頭、名士作風和守舊習氣”，“教授與學生之間沒有什麼聯係，除了上課之外，彼此不相聞問”，校園內“還顯得很有點亂七八糟”。
可是，自陳獨秀主持文科改革以來，北大開始出現了新氣象，而由《新青年》所掀起的新文化運動，更為北大青年學子所追隨。張國燾乃思想活躍的進步青年，又素有“追求科學知識”和“熱心于國事”的情懷，自然成為北大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分子。
當時，受陳獨秀的影響，張國燾和鄧中夏、黃日葵、高尚德、許德衍等人成立國民雜志社，創辦《國民雜志》，接著又組織平民教育講演團。國民雜志社很得陳獨秀、李大釗賞識，他們時常給這些熱血青年以幫助和指導。張國燾是當時北大學生中的活躍分子，如他自己所言，“是國民雜志社的一個要角，很起勁地為它服務”。他曾迷戀過無政府主義，不過，很快便選擇了社會主義，而促成這一變化的則是李大釗。
在北大的知識分子中，包括最激進的陳獨秀，對于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接受和宣傳，用胡適的話說，李大釗無疑走在前面，是位“先進”。正是李大釗的影響，張國燾才從紛亂繁雜的種種主義中，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他說：“由于李大釗先生的啟發，認定一切問題須從了解馬克思主義著手，我才開始對馬克思主義作較有係統的研究。”
五四運動期間，張國燾是北大學生幹事會幹事，負責講演部。每天，同學們先來講演部領受任務，再分別前往北京的各種公共場所，進行露天講演，宣傳抵制日貨，散發及張貼宣傳品。6月2日，張國燾一行經東安市場、王府井大街到天安門廣場，他們一路高揚旗幟、呼喊口號。途中遭到軍警的制止，他們依然無所畏懼，繼續講演。當日下午6時，張國燾等六位同學被軍警逮捕。6月3日和4日，北洋政府又出動軍警，共逮捕了八百多名學生。
陳獨秀憤怒了，他要與反動當局拼死一搏，他的驚世駭俗的《研究室與監獄》一文，便是在黑暗、反動的政治擠壓下迸發出來的。他說：“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
陳獨秀是個敢說敢做、身體力行的革命者。6月9日，他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再次重申：“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6月11日晚10時，他在新世界散發《北京市民宣言》時，被京師警察廳暗探逮捕。
張國燾沒受幾天的牢獄之苦，便被釋放了。回校後，他便積極參與營救陳獨秀的活動。大潮過後，五四時期的風雲人物段錫朋、康白情、羅家倫等，先後被送到歐美留學，一腔政治熱情的張國燾，想想自己的學績並不在他們之下，可如今，他們就要出洋留學，而自己還要在無定的前程中掙扎，不免悵惘：“只有我，在北大還有兩年學程。”
就在他怨天尤人、深自嗟嘆的時候，陳獨秀被保釋出獄。尚在迷茫中的張國燾，再度興奮起來，和同學們一起去監獄門口，用俄文唱著《國際歌》，迎接陳獨秀。在北大三院的歡迎大會上，張國燾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歡迎詞。他說：“陳獨秀先生是北大的柱石、新文化運動的先鋒、五四運動的思想領導者，我們可敬的導師……北京政府非法逮捕他，是對人權的踐踏，是對科學與民主的蔑視，是不得人心的，我們對陳先生所遭受的迫害，表示深切的慰問。”
建黨時期
1920年2月，陳獨秀回到上海。這時，張國燾也在上海，他們又相聚了。陳獨秀告訴張國燾：“我們時下對黑暗政治的反抗，便是要採取直接的行動。”回到北京，張國燾如實向李大釗轉達了陳獨秀的意見，那就是，徹底革命推翻軍閥統治，中國也應該走俄國革命的路。李大釗讚同陳獨秀的說法，但他又認為，借鑒俄國革命應該首先從理論上著手，所以，早在3月，他就已經在北京大學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做理論宣傳工作。
同年3月間，共產國際委派維經斯基等來中國考察。維經斯基一行來到北大，通過兩位俄籍教師結識了李大釗，並經常在一起交談。維經斯基認為，中國建立共產黨的時機已逐步成熟，並有意予以幫助。李大釗認為籌組政黨的事情，還是與陳獨秀面談最適宜，就給陳獨秀寫了一封信，介紹維經斯基去上海與陳獨秀面議一切。
這時，北京的局勢再度緊張起來，北洋政府又開始追捕愛國學生，張國燾也上了黑名單。正在此時，學聯為南洋募捐的事，讓張國燾去上海活動。
臨行，張國燾前來向李大釗告別。他告訴李大釗，自己將去上海見陳獨秀。李大釗聽罷，對張國燾說，陳獨秀已經來過好幾封信，言論激進，提出要採取實際行動，大幹一場，但是，究竟怎麼幹法，信中又沒有明確的表示。他讓張國燾傳遞自己的明確態度，他說：“我是主張從研究馬克思主義入手，陳先生如有什麼更進一步的計劃，我是一定讚成的。”
到上海後，張國燾把李大釗的談話原原本本地向陳獨秀作了轉述。陳獨秀高興地說：“我信仰馬克思主義，是離京後的選擇，而這也是受守常和戴季陶的影響。”他還神秘地告訴張國燾，他已與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見了面，“不過，組織共產黨則是我自覺自願、挺身向前的決定”。
張國燾就住在陳獨秀家。半個月以來，他近距離地接觸和了解陳獨秀，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隔多年後，在回憶這段難忘經歷時，他的表述還是那麼清晰、鮮明，恍如昨日： 他非常健談，我住在他家裏的這一段時間內，每當午飯後，如果沒有客人打擾，他的話匣子便向我打開，往往要談好幾個鐘頭。他的談吐不是學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勝。他往往先提出一個假定，然後層出不窮地發問，不厭其煩地去求得他認為最恰當的答案。談得起勁的時候，雙目炯炯發光，放聲大笑。他堅持自己的主張，不肯輕易讓步，即不大顯著的差異也不願稍涉含混，必須說得清清楚楚才肯罷休。但遇到他沒有考慮周到的地方，經人指出，他會立即坦率認錯。他詞鋒犀利，態度嚴峻，像一股烈火似的，這和李大釗先生溫和的性格比較起來，是一個極強烈的對照。
回到北京，張國燾把上海的情況向李大釗作了匯報，李大釗讚同陳獨秀的意見，並于當天給陳獨秀去信，內容多是建黨的事情。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而早在5月，張國燾便來到上海，和李達一起做會議的準備工作，由于陳獨秀和李大釗都因故沒有出席，會議便理所當然的由張國燾主持，他在會上宣讀了陳獨秀的信。會議選舉出中央局，一致推選陳獨秀為書記，李達任宣傳主任，張國燾任組織主任。
六年共事
中共一大閉幕後，陳獨秀辭去廣東省教育委員長一職，離開廣州來到上海，正式履行中央局書記的職責，開始了一個職業革命家艱難而坎坷的生命旅程。他也由此至1927年7月辭去總書記一職，與張國燾共事了六年。
1921年8月，共產國際籌備召開遠東勞動人民大會，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未與任何人商量，將他的翻譯張太雷派往日本。臨行前，張太雷請周佛海和李達給施存統寫信，請他在日本予以幫助。陳獨秀知道後，很是不滿，便有意回避馬林，不屑與之見面。
幾個星期後，張太雷從日本回來了。他知道馬林和陳獨秀鬧得很僵，便找了分管組織工作的張國燾。他說，李達和周佛海在信中，竟然要施存統不要理睬他。張國燾聽後十分生氣，立刻來到陳獨秀家，質問在場的李達和周佛海。沒想到，陳獨秀承擔了責任，並反問張國燾：“你的一些做法也很不恰當，例如，你為什麼向馬林提出勞動組合書記部的計劃和預算，而且，對于工作人員還規定薪水，這是雇傭革命，你知道嗎？中國黨是獨立自主的黨，中國革命的一切都應有我們自己負責，所有黨員都應無報酬地為黨服務，你懂嗎？”
張國燾不同意這種說法，帶有徵詢的口吻說道：“共產國際代表是我們的顧問，我們不應該向他提供工作計劃嗎？黨初建的活動，如果沒有必要的經費，請問又能怎麼進行呢？再說，很多專職黨務工作者，沒有最低的維係生活的薪水，難道讓他們喝西北風不成？”
陳獨秀雖然個性倔犟，但是，他有一點卻是可貴的，那就是對待任何事情，只要是正確的意見，是決不會固執己見的。過了片刻，他以習慣性的動作，輕輕地拍著前額，不無歉意地說：“這樣說來，那是得重新仔細考慮考慮。”
第二天，馬林將張國燾找去，問起陳獨秀避而不見的事情。馬林似乎已經知道陳獨秀和張國燾的爭論，有意表揚了勞動組合部的工作，鼓勵張國燾“擔當起更大的責任”。
其實，馬林多半說的是氣話。不久，他與陳獨秀會晤，便早已將此事置之腦後了。可是，馬林的話對于張國燾來說，卻如同幾只作祟的蟲子蓄積于胸，不時膨脹、涌動。不久，他便有宗派活動，以至在黨內有“張國燾小組織”之說。他反對和排斥李漢俊、李達等人，說李漢俊“對資產階級妥協，有改良主義的傾向”，李達是資產階級的“研究派”。
這一切，陳獨秀也多有耳聞。在一次會議上，蔡和森便反映，勞動組合書記部有意繞過中央，有獨行其事的傾向。同樣的問題，張太雷也有所反映。國共黨內合作的問題，本是黨內的機密，張國燾卻把它捅到勞動組合書記部去了。
于是，馬林認定張國燾有“小組織的問題”，並準備在黨的會議上通過一個決議。張國燾急了，有事沒事的找陳獨秀討說法，希望撤消所謂“小組織問題”的動議。陳獨秀拗不過張國燾，在一次黨的會議上，他特意提出：“黨內沒有什麼小組織，要有，也只是有錯誤，以後不準再提什麼小組織的問題。”于是，一場不大不小的黨內風波，就此暫時平息。
1922年3月，張國燾從莫斯科回到上海。他高興地告訴陳獨秀，在遠東各國共產黨和革命團體代表大會上，他和國民黨代表張秋白，受到列寧的單獨接見。他還向陳獨秀透露了這樣的信息，列寧希望國共兩黨建立起合作聯盟戰線。
正是在這個問題上，陳獨秀、張國燾與馬林有著嚴重的分歧。馬林主張加入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他們卻堅持與國民黨建立黨外聯合戰線。由于他們一唱一和，所以，一直到中共二大，馬林的黨內合作的方式都沒有為中國共產黨所接受。
馬林無可奈何，只得回到莫斯科，尋求共產國際的支持。8月，馬林回到上海，立即建議中共中央召開特別會議，專門討論黨內合作問題。他在會上以不容置疑的口氣，要求中共中央接受共產國際的決定，與國民黨盡早實行黨內合作。在共產國際的鐵的紀律面前，陳獨秀和張國燾表示服從國際的決定。
可是，陳獨秀的心境總是忐忑不安，對與國民黨的這種“捆綁夫妻”的關係，還是持懷疑態度。一次，在談到在國民黨中建立中共黨團組織時，他不無擔憂地對張國燾說：“中共如果遵照國民黨的意見，取消在國民黨內的黨團組織，這無異是將我們的組織熔化在國民黨內，沒有獨立性了，這是我們做不到的事。”談話中，陳獨秀甚至以一種推己及人的態度說：“如果我是國民黨人，也要反對中共這種黨團組織的辦法。”
隱居上海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中共黨內形勢出現變化。1927年7月23日，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和紐曼在與張國燾、瞿秋白談話時，宣布中央犯了機會主義錯誤。于是，黨內的反陳獨秀活動呈現出發展的勢頭。陳獨秀不得不向中央遞交了辭職信。不久，陳獨秀在汪原放等陪同下，來到上海過著隱居、自省的生活。
陳獨秀辭職前後，張國燾與周恩來、李維漢、張太雷、李立三等組成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主持中央工作。他滿以為可以取而代之，可是，卻因在南昌起義問題上持消極懷疑態度，被中共中央“開除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資格”而未能如願。
南昌起義後，張國燾輾轉來到上海。在由轟轟烈烈轉為冷冷清清的日子裏，他不由得想到了陳獨秀，覺得有很多話要向他傾訴，可是想想不久前也曾加入“反陳大合唱”，心中總是感覺難以面對。但他終是耐不住寂寞，硬著頭皮走進陳家大門。出乎意料的是，陳獨秀並沒有對他懷成見，翻白眼。
陳獨秀滔滔不絕地談起中國政局：“中國革命走入低潮，乃是不變的事實，他們為什麼就視而不見呢，還要搞城鄉總暴動，簡直是把革命視為兒戲。”陳獨秀越說越激動，“我多次給中央去信，希望目前應該偏重于經濟的鬥爭。中國老百姓是實際的、經濟的，他們不在意震天響的政治口號，而在乎衣食飽暖，所以，我給中央提出四個口號：不交租，不完糧，不納捐，不還債。我還要給中央建言……”
“你難道忘了，以前我們的所有建議，都被他們說成是機會主義。”張國燾乘機挑唆。
張國燾看進一步建言的機會到了，便一字一句地說道：“我經過反復的慎重的考慮，認為要改變目前的狀態，開展中國革命的新局面，應該另行組織一個工農黨。”
“工農黨，”陳獨秀饒有興趣地聽著，“你繼續說，願聞其詳。”
“這個工農黨仍以原有的同志為基礎，所不同的是，工農黨只是國際主義的友黨，而不再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了。”
“不再是共產國際的支部，”陳獨秀重復道，“這樣，我們就無須仰視共產國際的指示，像羅明納茲那樣的愣頭青，就不敢在中國頤指氣使，胡亂指揮了。中國革命就會真正的由中國人做主，這樣那樣的錯誤也會盡量避免了。”
可是，不一會他又犯難了，自己頭上那頂嚇人的“機會主義”的帽子，又有誰會響應他呢？再說共產國際一定會給予無情的打擊。思量至此，他憂慮地對張國燾說：“如此大事，並非能輕易成功。我們還是慎重一些為好。”
中共就要到莫斯科召開六大了。共產國際考慮到中共黨內的團結問題，直接提名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鄧中夏、羅章龍為大會代表，尤其希望陳獨秀參加六大，討論中國革命問題。五月中旬的一天，張國燾和項英來到陳獨秀家，把共產國際的意見轉述給他，希望他去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和共產國際當面溝通意見。
這天，陳獨秀的情緒特別好，笑吟吟地說：“我料黨的六大會改正秋白的盲動錯誤。去，為什麼不去。”但是，他又說：“共產國際已有犧牲我的決心，八七會議都不讓我參加，我去莫斯科幹什麼，和他們吵架？你們可以明白地向大會轉告，我再無意做中央的領導工作，如果六大能取得好的成績，我將改變對共產國際和中央的態度。”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時，蘇共正開展激烈的反對托洛茨基的鬥爭，盡管陳獨秀此時還沒與托洛茨基搭上關係，但仍被作為機會主義的總代表受到會議的缺席批判。張國燾作為陳獨秀路線的代表，免不了被會議質詢和批判。試想一下，以陳獨秀的個性和脾氣，如若來莫斯科參加會議，其後果實在是難以預料。王若飛便這樣為陳獨秀擔心，怕蘇聯“正在反對托洛茨基，他去時一定堅持自己的意見，反對國際的意見，那時人家一定為了打擊托洛茨基緣故來打擊他”。如此說來，陳獨秀的拒去蘇聯倒不乏有先見之明。
最後結局
1929年7月，張學良以武力接管中東鐵路，釀成著名的中東路事件。共產國際立即做出反應，指示各國共產黨要發動一個“保衛蘇聯”的運動。中共中央積極響應，頻頻發出宣言、決議和文章，提了很多過左的口號，如：“擁護蘇聯”、“武裝保衛蘇聯”等。
這些所作所為，太令陳獨秀迷惑不解了。7月28日，他致信中央常委，批評中央在中東路問題上的宣傳“太說教式了，太超群眾了，也太單調了”。後來，他甚至在信中公開批評斯大林，指出黨內出現的種種壞現象，都是“從斯大林那裏學來的”。更有甚者，他索性亮出黨內反對派的旗幟，成立“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
此時，反對托洛茨基的鬥爭已經成為國際共運的主流，世界各國共產黨誰也不敢落後，在這種形勢下，陳獨秀仍是固執己見，一條道走到底，中共中央只能把他開除出黨。
1931年1月下旬，張國燾從莫斯科回到上海。不久，他被派往鄂豫皖根據地，擔任中央分局書記。1935年6月，他與毛澤東會師于四川懋功後，圍繞北上南下之爭，與毛澤東等產生分歧以至對立。他自恃兵強馬壯、人多勢眾，在四川理番另立中央，進行分裂活動。張國燾南下不得，只得率部北上，與紅一方面軍會合。
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開擴大會議，對張國燾的錯誤，進行了嚴肅的鬥爭。鑒于他有認錯的態度，中央任命他為陜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可是，次年4月4日，這位張“代主席”，利用清明節祭掃黃帝陵的機會，一頭鑽進蔣鼎文的轎車，由延安投奔西安，一去不返。投入國民黨懷抱後，他在軍統局主持“特種問題研究室”。
他聽說陳獨秀就在武漢，便在同鄉、國民黨武漢警察局長蔡孟堅的陪同下，登門拜訪陳獨秀。落座後，他先是虛情假意地說了一通客套話，接著就開門見山地說：“我們何不再議十年前的事，重新再建一個黨，這個黨當然還是奉先生為領袖為旗幟……”
陳獨秀這才明白過來，張國燾前來看望是虛，另有它圖是實，便有意轉身面向蔡孟堅：“蔣先生知道嗎？他會允許我再組織一個反對國民黨的黨嗎？”後來，他又請陳獨秀吃過幾次飯，每當再提組黨之事時，陳獨秀總是王顧左右而言它。
在武漢逗留近一年，陳獨秀便應好友之邀，定居四川江津。他在江津的生活，清貧、窘困，甚至以典當度日，用他自己的話說，乃“老病之異鄉人，舉目無親，唯坐以待命耳”。1942年5月27日21時40分，老人因食物中毒而病逝。老友朱蘊山獲此噩耗，匆匆前來憑吊，並做詩寄托思念之情，其中有雲：“僵死到頭終不變，蓋棺論定老書生。”
國民黨政權瓦解之際，張國燾轉往臺北。因軍統把他拋棄，他又遷往香港，過著寅吃卯糧的生活。窮困潦倒的他，腆著臉面給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寫了一封短信。不久，中央便傳來話：願意回來是歡迎的，但是，必須承認和檢討歷史上的錯誤。張國燾猶豫了。
恰在此時，美國中央情報局通過亞洲研究中心，向他了解中共黨政領導人，他提供了毛澤東等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情況，由此獲得一些報酬，難以為繼的生活才得以改觀。1956年，他又萌生回去的念頭，中央反饋的信息依舊。他躊躇再三，回去之念再度泯滅。
幾年後，美國堪薩斯大學找到張國燾，希望他寫回憶錄。他用四年的時間寫成《我的回憶》，堪薩斯大學每月給他二千港幣，美之名曰研究費。香港明報月刊在取得中文版權後，又向張國燾支付一筆不菲的稿酬。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很快便波及香港。張國燾擔心自己歷史上的疙疙瘩瘩，會引禍上身，便三十六計走為上，與妻子來到加拿大多倫多，投靠在此教學的大兒子張海威。後來，又因經濟拮據申請住進了免費的養老院。1976年，張國燾突然中風，自此只能坐在輪椅上，由妻子推著在室內活動。1979年12月2日夜，躺在病床的張國燾在翻身時，把毛毯弄到地上，雖數次按響電鈴，沉睡夢鄉的護士卻一點反應也沒有。那一夜，多倫多的風特別的凜冽，雪特別的狂亂，夜也特別的沉靜，中國現代史上這位曾經叱吒風雲的人物，就這樣淒慘地客死異國他鄉，時年82歲。
（張家康，《黨史文苑》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