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每周質量報告》2007年3月報道河北省晉州市海龍棉織廠生產的毛巾有質量問題,後經相關部門檢驗,該廠毛巾雖然不合格,但並未含報道中所說的強致癌物質。海龍棉織廠隨後對央視提出侵害名譽權控告。近日,北京市一中院認定商品生產者應容忍社會公眾以及媒體對其作出的苛刻批評,終審駁回了海龍棉織廠的控告。
這是一個正確的判決。雖然中國是一個實行成文法而不是判例法的國家,但由于央視在國內媒體界的重要地位,因此這一案件仍然會引起廣泛的關注,並對各地各級人民法院在審理類似案件時產生積極影響,而最終的社會效果,則是有利于拓展輿論監督的空間。
對這一案件的最大質疑是,既然央視的報道出了錯,那為什麼不判它敗訴呢?在我看來,除了法院在判決書中給出的答案外,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理由,那就是如果要求媒體在進行輿論監督時,在事實判斷方面完全不能出現任何錯誤,那實際上就等于取消了輿論監督。這裏的一個根本原因就在于:在司法機構介入調查之前,媒體和監督對象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是無法徹底打破的,媒體只能根據已經掌握事實做出報道並提出質疑,而後由被監督對象以“自證清白”的方式逐步澄清事實。只有這樣,輿論監督才能真正實現。
所以,國際上處理此類問題的通例,一般是根據兩條原則來判斷媒體責任:一是，媒體在報道時有沒有主觀的惡意?包括是不是隱瞞了事實?是不是捏造了事實等;二是，當隨著事件的進展,新的事實出現以後,媒體有沒有誠實地跟進報道?如果媒體做到了這兩條,則法院就不會判決其承擔侵權責任。至于被監督對象在這一過程中所受的“委屈”,則是為了保證社會公眾監督權的實現以及維護公共利益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他們只能認了。
雖然判決的結果令人欣慰,但我認為,這一案件進入司法程序本身,仍然潛伏著損害輿論監督權的某種危險。這是因為,從近年來的司法實踐看,新聞官司可以簡單地概括為媒體的輿論監督權和公民、法人及其他社會組織名譽權的衝突。雖然從理論上說,這兩種權利的任何一種如果被濫用,另外一種就會受到傷害,但問題的關鍵在于,目前在中國能夠被援引來保護這兩項權利的法律實際上是不對稱的:法院在審理名譽權案的時候,可以直接援引《民法通則》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有關司法解釋;但在保護輿論監督權方面,除了《憲法》的原則規定以外,基本上還沒有具體的、可操作的法律規范。
這種不對稱就導致了這樣一種後果:監督對象只要對媒體的報道不滿,就可以一紙訴狀將其告上法庭。由于此類案件是被作為普通的民事侵權案件處理的,所以法院受理的門檻很低,而且在審理中通常是按“誰主張,誰舉證”的證據對抗原則,要求媒體就所有事實提供全面的證據支持,加重了媒體的舉證責任。媒體即便最終勝訴,也要付出包括律師費,有關人員的時間、精力在內的不菲代價。而原告由于成本很低,往往就傾向于輕易挑起這類官司,故在新聞界有“監督止于官司”,“勝者猶敗,敗者猶勝”之類的感嘆。這種狀況當然大大抑制了媒體行使輿論監督權的積極性,最後的結果無疑是整個社會的利益受到損害。所以,要根本解決這個問題,還是要期待相關法律的完善。（郭松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