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淳化縣出現了一道“風景墻”,去年,甘肅永靖縣有過一道“文化墻”。殊途同歸的是,兩地農民都把它們叫做“遮羞墻”。建一堵漂漂亮亮的墻,何羞之有?原來,漂亮的“文化墻”或曰“風景墻”擋住的,是當地農民生存的真實狀況:貧困。
“文化墻”、“風景墻”之問世,動機令人哭笑不得:為了展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成果。記得還是在新農村建設剛剛興起之際,人們就擔心會有表面文章。當其不幸被坐實,也就沒有意外的成分。然而,筆者仍然無意去聲討建墻的人———何況不少人早已經一擁而上把該說的話都說過了,而是想探討一下“遮羞墻”之所從來。我以為,“遮羞墻”這種做法並非那兩個貧困地區的發明,完全是學來的。從哪裏學來的?從我們國土上諸多的“面子工程”那兒學來的。“遮羞墻”,也是“面子工程”的一種,拙劣了一點兒而已。這種學,似可分為直接和間接兩種。
先看直接地學。在淳化的一個“示范村”那裏,有一個佔地數畝的廣場,廣場正中豎立著一個約10米高的巨龍雕塑；在另一個“示范村”那裏,村口則豎立一座高大的倣古門樓,門樓兩旁各有一個花園,花園裏有移植來的兩棵大樹。這一切,誰會覺得陌生,不都是從如今的不少城市裏照搬照抄的嗎?城市因為有納稅人的錢來支撐,怎麼用,一筆糊涂賬,大家就沒覺得什麼。就像富裕的地方花大價錢請歌星來演出,從來沒有引起過爭議；貧困縣一眼熱,跟著一模倣,馬上各種帽子就扣過去了。這不奇怪,財大氣粗的地方雖然一擲千金,卻什麼也不影響；貧困的地方屬于“打腫臉充胖子”,籌錢要靠強行攤派,要東挪西借,要寅吃卯糧,自然要引起公憤。但“遮羞墻”邯鄲學步的本質是非常明顯的。
再看間接地學。現實中許多地方其實都有一堵無形的“遮羞墻”,可以舉輿論監督為例。早幾年“監督距離學”盛行,本地的惹不起或不能惹,遂甲地監督乙地,乙地監督丙地,丙地再監督甲地,石頭剪子布一樣,一個克一個,雖然有“距離”,卻也能起到監督的功效。現在不行了,你自己也一屁股屎,憑什麼說我?說我,我就去告狀。拒絕監督,就是“遮羞”。又比如倘若甲地有突發事件,馬上會有什麼部門主動下達一紙通令,強調誰都不準來此一窺究竟。即使有的事件本身純屬天災,待遇同樣如此,也許他們本能地認為會暴露隨後工作中的“羞”吧,需要“遮”。公眾的知情權于是成了有關方面的賞賜,給多少算多少。不容否認,這種“墻”正有越建越多的趨勢。可能沒“羞”的地方還這麼戒備森嚴,的確有“羞”的地方,採取更加積極的防禦措施就勢所必然了。
囿于主客觀條件的局限,貧困地方發展得慢一些,其實本身無羞可言。地方官員還能意識到“羞”,想到去“遮”,說明羞愧意識尚存,但該知恥而後勇。“遮羞墻”遭到詬病是必然的,但我們倘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一味指責建實體墻的地方,就顯得有欠公允。我想,什麼時候“面子工程”在我們國土上絕跡了,“遮羞墻”之類可能也就無疾而終了。當然,“遮羞墻”留下了恥辱印記是無疑的,但是同樣,如果我們不正視問題的深層原因,這種恥辱印記還會不斷留下,此地還是彼地而已。（潮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