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13位代表中，有些人的一生是革命的、光輝的、偉大的一生。像毛澤東、董必武，後來成為中共領袖、歷史巨人；何叔衡血灑疆場，壯烈犧牲；鄧恩銘、陳潭秋慘遭殺害，英勇就義；王盡美積勞成疾，英年早逝。有的人因與陳獨秀、張國燾矛盾較深，加之個性獨特而宣布退黨。如李漢俊、李達。但他們
脫黨而不放棄信仰。李漢俊雖不在黨組織中活動，卻利用自己的“合法”職位，掩護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最後以“共黨首要分子”之罪名被桂係軍閥殺害。李達自省脫黨是一生“最大的錯誤”，在1949年12月由毛澤東作為歷史見證人、劉少奇作介紹人又重新入黨。然而，也有幾個如同魯迅先生所說，“因為終極目的的不同，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包惠僧、劉仁靜便是如此。其中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背棄信仰，叛變投敵；包惠僧、劉仁靜歷經曲折，迷途知返。這裏，筆者對他們落伍後的言行作一勾勒，以饗讀者。
二號巨姦陳公博
以參加中共一大為轉折點，陳公博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熱情急劇下降，以至于在幾個月時間內，對共產主義學說產生了懷疑和困惑，後來竟產生出國留學的念頭，以逃脫黨的工作和轟轟烈烈的大革命。
1922年6月，陳炯明發動叛亂，炮轟孫中山的總統府。為此，中共中央召開杭州西湖會議，決定聯孫反陳。會後，中央要求廣州黨組織斷絕與陳炯明的關係。但陳公博破壞黨的紀律，公然寫文章支持陳炯明，這理所當然地遭到中央的批評。中央要求他去上海回答黨內的質疑，他也不予理睬。後來，他竟公然聲明絕不受黨的羈束，不再履行黨的任務，與中共中央決裂。不久，他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就讀。
1925年4月，陳公博從美國回到廣州，隨即加入國民黨，再度登上政治舞臺。1926年1月，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陳公博當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短短幾個月，陳公博從一個剛入黨的新黨員躍進國民黨核心領導層，成為國民黨大員。這些都與汪精衛的提攜密切相關。1927年4月，汪精衛已是武漢國民政府的首腦，陳公博成為汪氏政治上的堅定支持者。後來，蔣介石將汪精衛趕下臺，陳公博被迫逃往香港。
“九一八”事變後，蔣汪實行暫時合作。陳公博就任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長、行政院實業部長。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陳公博與已叛國投敵的汪精衛、周佛海狼狽為姦。1940年3月，汪偽政權“還都”南京。陳公博充任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偽立法院長，參與和策劃了汪偽政府的重大決策，成為汪偽政府的第二號人物。11月，陳公博以立法院長的身份主持簽訂了“日汪基本關係條約”。這是一個地地道道、徹頭徹尾的賣國條約。1944年3月，汪精衛因病赴日就醫。根據汪的提議，陳公博代行偽國民政府主席之職。偽最高國防會議、偽中央政治執行委員會會議、偽軍事委員會常務會議等，也都由陳公博主持，可謂集大權于一身。同年11月，汪精衛病死。陳公博繼承汪氏身前之職。在“就職訓詞”中，他極力鼓吹“兩個凡是”：“凡是汪主席手定之政策，皆為公博奉行之政策；凡是汪主席生前之設施，皆為公博現在之設施。”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陳公博之流慌作一團。8月16日，陳公博主持召開了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最後一次會議，通過了偽國民政府解散宣言。
由于深感罪大惡極，難逃懲罰，陳公博于1945年8月25日在日本人的庇護下乘專機逃離南京前往日本京都。在日本，他如坐針氈。盡管如此，這樣的日子也不過五十來天。10月3日，陳公博由中國武裝軍警押解回國，被投進蘇州監獄。在獄中，他寫下了洋洋萬言的自白書，為自己的罪行辯解。
1946年4月12日，陳公博被以“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罪判處死刑。6月3日上午被執行槍決。刑前，他的反共反革命的行徑作了最後一次更充分的表演，他在寫給蔣介石的信中說：“懸懸放不下的還是一個共產黨問題，因為這個問題，關係到國家前途，關係到黨的前途，關係到先生的前途。”這封信，為他既是漢姦，又是蔣介石的走狗的雙料貨色作了注腳。槍決時，他還悲哀地求法警幫忙，做得幹凈些。
投機能手周佛海
中共一大閉幕後，周佛海準備同楊淑慧結婚。後因楊父反對，他帶著楊淑慧于1921年11月再度前往日本就讀。返回日本後，他實際上與黨組織脫離了關係，不再從事黨的任何工作。1923年畢業回國。不久，他應邀來到廣州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同時兼任廣東大學教授。隨著地位的變化，他與黨的離心傾向日益加重，並散布對黨的不滿情緒。中共廣州支部負責人對他進行了耐心批評和教育，幫助他認識錯誤。但他毫無悔改之意，後來竟公開聲明與共產黨脫離關係。中共中央為純潔黨的組織，準其脫黨。從此，周佛海走向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為國民黨右派營壘中的幹將和蔣介石的心腹，宣稱自己要做一個“國民黨忠實黨員”，叫嚷“攻擊共產黨，是我的責任，是我的義務”。
蔣介石對周佛海也委以重任。從1927年到1937年，周佛海跟隨蔣介石青雲直上，可謂紅極一時，先後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民眾訓練部部長，蔣介石侍從室副主任兼第五組組長，國民黨宣傳部副部長、代理部長等職，為蔣介石打內戰、搞獨裁出謀劃策，成為蔣身邊的“文膽”之一。這樣一位心腹，蔣介石做夢也沒想到周佛海後來會背叛他。
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周佛海基于抗日必敗的論調，與汪精衛出于共同的利益需要和政治主張而“物以類聚”了。周佛海抱著強烈的政治野心投靠汪精衛，奉汪精衛為“精神領袖”。在汪偽營壘中，他通過金錢收買和封官許願等手段，發展和培植親信，還搞起特務組織並親自擔任頭目。
1940年3月30日，汪偽國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場。周佛海是汪偽政權的主要組織者，也是握有實權的大漢姦，佔據了偽財政部長、偽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偽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偽中央儲備銀行總裁等要職。他還向汪清衛表白忠心：“生死相共，患難相隨。”汪精衛死後，周佛海又任偽行政院副院長兼上海市市長，與陳公博結合得更緊了。
但漢姦畢竟是漢姦。隨機應變，反復無常，陰險狡詐這些特性在周佛海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並貫穿一生。在抗戰中期，周佛海嗅出日本人不行了，就拋棄了曾向汪精衛作過的信誓旦旦的“表白”和“保證”，厚顏無恥地倒向了蔣介石，拜倒在蔣介石的腳下。1942年10月，他背著汪精衛，派人潛往重慶，為重慶方面輸送了不少重要情報，還安排重慶的特工人員設計殺死了汪偽政權的特務頭子李士群。後又利用自己上海市長的身份，在上海及杭州一帶部署軍事力量，阻止共產黨等革命勢力進入上海。日本投降在即，南京偽政權被迫解散，周佛海向蔣介石再表忠心：“職與其死在共產黨之手，寧願死在主席之前。”這種種“傑作”，使周佛海贏得了蔣介石的嘉獎，並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指揮。這樣，周佛海搖身一變，從臭名昭著的大漢姦變成了國民黨的接收大員。
一個來月後，在全國人民強烈要求“快速嚴懲漢姦”的壓力下，周佛海被軟禁在重慶，後來又被移交南京監獄。1946年11月7日，國民黨南京高等法院判處周佛海死刑。由于蔣介石念其為重慶方面做過“貢獻”，出面幹預，才被減為無期徒刑，保住了腦袋。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臟病發作暴死在南京老虎橋監獄。
分裂元兇張國燾
在中共一大上，張國燾被選為中央組織主任，後來由于激烈反對黨的國共合作戰略，並在黨內組織小集團，受到中共中央的尖銳批評。
1924年5月21日，張國燾在北京被北洋軍閥政府逮捕。他經不住嚴刑拷打，招供了李大釗等不少革命同志。是年10月，中共組織營救被捕人員，張國燾亦同時獲救。出獄後，其變節行為被隱瞞了下來。
1931年4月，張國燾進入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擔任該根據地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在這裏，他積極推行王明“左”傾路線，大搞肅反擴大化，錯整了不少好同志。在長徵期間，張國燾反對中央北上抗日方針，妄圖用武力挾持黨中央，分裂紅軍。他還自立“中央”，自封主席，給革命造成嚴重損失。可以說，張國燾是我黨歷史上鬧分裂的元兇。1937年3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了張國燾的錯誤，通過了《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張國燾也寫了《我的錯誤》的檢查。鑒于此，中共中央仍任命他為陜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
1938年4月4日即清明節前一天，張國燾以陜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的身份去陜西祭掃黃帝陵。正值國民黨西北行營主任蔣鼎文也在拜祭。祭畢，他便一頭鑽進蔣鼎文的轎車去了西安。4月7日，國民黨安排他去了武漢。在武漢，張國燾拒絕周恩來、博古、李克農等對他的批評和挽救。4月17日，周恩來與他作了最後一次談話，向張國燾提出三條，供他選擇：1、改正錯誤，回黨工作；2、向黨請假，暫時休息一個時期；3、自動聲明脫黨，宣布開除他的黨籍。張國燾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第三條。次日，中共中央當機立斷，做出了《關于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自此，張國燾投入了蔣介石的懷抱，死心塌地地在國民黨營壘裏幹了長達十年的特務勾當。
1948年冬，隨著國民黨政權的垮臺，張國燾已無利用的價值，被國民黨當局踢出局，他只好攜帶家眷逃到臺灣。次年冬，又遷居香港，以辦雜志維持生計。
中共八大召開後，張國燾注意到國內形勢寬松了許多，一直寄人籬下、感到日子不好過的他，遂萌生了回大陸的念頭。他通過多種渠道向中共中央轉達了自己的請求。中共中央答復，回來可以，但前提條件是必須承認錯誤。張國燾雖早料到有這樣的條件，但當中共中央真提出來時，他又猶豫了。考慮再三，他最後還是拿定主意不回大陸了。
張國燾晚景淒涼。1961年，美國堪薩斯大學約他寫了百萬言的《我的回憶》，得了一筆收入，生活費用才有著落。以後十余年，張國燾靠賣版權為生。1968年，他和妻子離開香港遷居加拿大多倫多，住進免費養老院，仰仗一點微薄的養老金打發風燭殘年。1976年張國燾中風。1979年12月3日淩晨，他在翻身時，因被毯掉在地上無力撿起，凍死在病床上。張國燾是中共一大代表裏唯一死在大洋彼岸的人。
落伍之人包惠僧
中共一大後的頭幾年，包惠僧先是在上海參與編輯《勞動周刊》，後來歷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長江支部主任、中共武漢區委委員長。
1924年，他奉黨組織之命加入國民黨。1925年2月，蔣介石、周恩來率黃埔軍校教導團和部分學生首次東徵，留下校部的學生無人管理。廖仲愷給蔣發電報，要周恩來回黃埔。蔣介石回電說前方工作重要，周不能回校。于是，廖仲愷任命包惠僧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這就有了前方主任周恩來、後方主任包惠僧之說。此時，包惠僧官運亨通，身兼數職。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國民黨“清黨”，包惠僧被清洗了出來。此後，他輾轉于湖北老家、江蘇、上海等地避難。不久，他因看不到中國共產黨的前途，便脫離了共產黨。脫黨後，包惠僧在上海幫他人辦《現代中國》雜志，以賣文為生。1931年，他憑借在黃埔軍校與蔣介石共過事的關係，當上了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的參議。後來任軍委秘書兼中央軍校政治教官。1936年，由武官改為文官，任內政部參事。1944年起，任內政部戶政司司長，1947年改任該部人口局局長。
1948年，包惠僧帶著家眷到了澳門。在澳門，包惠僧一家人靠發放的那點遣散費生活，日子一天不如一天。1949年9月，在去臺灣還是去北平，或者留在澳門的問題上，包惠僧猶豫不定。這時，他想到了當年的那幾位中共朋友，就給毛澤東寫了信，又分別給周恩來、董必武發了電報。大意是祝賀他們建立了新中國，同時也為自己的過去懺悔，要求回北京。經過一個星期的等待，包惠僧收到了中共中央的復電。1949年11月，包惠僧回到北京。周恩來與包惠僧作了長談，並將他安排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後分配到內務部研究室任研究員，不久在國務院參事室任參事。“文革”中，包惠僧受到衝擊。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因腹主動脈瘤破裂大量失血而離開人世。
托派分子劉仁靜
中共一大閉幕後，劉仁靜回到北京。他與鄧中夏一道籌備創辦了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先驅》。這份雜志在國內小有影響，深受廣大青年朋友的喜愛。後來，該刊遷往上海，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1922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他隨陳獨秀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因陳獨秀不能用外語演說，劉仁靜承擔了大會發言任務。會上，托洛茨基單獨接見了他。這使他受寵若驚，也為他日後對托氏理論產生信仰埋下了伏筆。
1926年，劉仁靜受黨中央派遣，再度赴莫斯科，進入國際列寧主義學院學習。學習期間，蘇共爆發了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尖銳鬥爭。鬥爭的結果，托洛茨基被開除黨籍，並被驅逐出境。得知這一消息後，劉仁靜十分震驚，且與托氏產生了思想上的共鳴。1929年4月學習期滿後，他沒有直接回國，在沒有向黨中央以任何形式請示的情況下，擅自去土耳其拜訪流亡的托洛茨基。不難看出，劉仁靜成為了托氏在中國的忠實門徒。1929年8月，劉仁靜回到上海，惲代英代表黨組織找他談話，他拒不向黨坦白。在多次批評教育無效的情況下，是年12月29日，黨中央在《紅旗》上刊出《給劉仁靜的一封公開信》，限他三日內說清問題。可劉仁靜置若罔聞，依然我行我素，最終自行脫黨被除名。劉仁靜一心要當托派的首領，自稱“中國托派天字第一號人物”，在托派組織裏搞得烏煙瘴氣。
1935年11月，國民黨憲兵逮捕了劉仁靜，並將其押送到蘇州反省院。1937年4月，劉仁靜被釋放，並通過關係在國民黨三青團內謀了一份差事。沒多久，他來到西安，在胡宗南的特務訓練機關任上校教官。後又去陜西省教育廳任編審，同時擔任《正報》的主筆，直至抗戰結束。1948年，他跑到南京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員。
上海解放不久，劉仁靜來到北京。劉少奇親自找到他，嚴厲地批評了他的錯誤，責其進行深刻反省。劉仁靜終于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決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幾個月後，他向中共中央遞交了《劉仁靜聲明》，被刊載在1950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報》上。後來，他被安排給蘇聯專家當翻譯，並從事編譯工作。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劉仁靜理所當然地受到了衝擊，還一度被關進監獄。後因毛澤東出面保護被放了出來，爾後過起了“隱居”生活。
198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60周年時，新華社記者專門採訪了唯一健在的中共一大代表劉仁靜，並刊發了專稿《訪問劉仁靜》。文章結尾有一段劉仁靜的自述：“共產黨對我仁至義盡，不管我犯了多大錯誤，還是沒有拋棄我，給了我生活上的出路。”1986年底，劉仁靜被任命為國務院參事室參事。
1987年8月5日清晨，劉仁靜在持劍橫穿馬路口時，被快速行駛的公共汽車撞倒，當場死去。他是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最後一個告別人世的。8月12日，有關部門為他舉行了遺體告別儀式。其骨灰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對于一生復雜的劉仁靜而言，這應該算是一種無尚的榮幸和一種無聲的評價吧。
（賀吉元,《黨史文苑》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