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5月9日，王元化先生去世；而此前半個月的4月24日，賈植芳先生已先走一步。知道這兩個名字的人大多屬于知識界，且大多在中年以上。可是，後來的人們不會忘記他們，因為他們的學術人生堪可為中國思想文化史留下注腳。
王元化（資料圖片）
三個多月前，追趕著生命的腳步，記者專程去上海採訪他們。王元化88歲，賈植芳92歲，兩人各自住在不同的醫院裏。當時，兩位老先生精神尚好，他們把一生的經歷，都濃縮在貌似隨意，卻意味深長的交談中。
以下摘錄的是當時的交談片斷，以此作為本報對兩位先生的紀念。
“我期盼將自己歷盡艱辛獲得的真知與人共享，哪怕要等很久，哪怕在我生前仍然不能得到理解，我也心甘。”
王元化：等待中的思想先驅
羊城晚報：我們知道您一生經歷坎坷。在上世紀50年代胡風冤案中，您堅持不說違心的話，不承認胡風是反革命，導致自己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您蒙受冤屈20多年，平反後發表了許多反思既定觀念的理論文章和著作，這種爆發力是怎麼來的？
王元化：我是在1955年受到胡風案件牽連，被隔離審查期間，才開始接觸哲學的，我一生中從來沒有這麼思想集中地讀過書。我讀完了馬、恩、列的哲學著作，然後集中讀黑格爾的《小邏輯》，反復讀了四遍，是黑格爾把我從精神危機中拯救出來。我還集中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和《莎士比亞戲劇集》。我那時記下了讀書筆記，反思過去那些灌輸在頭腦中的既定觀念。我萬萬沒有想到，我喪失了身體自由，卻享受了思想自由的大歡樂。這些筆記在20年後都整理成文發表了，我後來的很多觀點，都是在1956年讀書時萌發的。
羊城晚報：這麼說，是苦難成就了一位思想家。
王元化：在1955年的那場政治風暴中，我經歷了一場精神危機，已經形成的價值觀念和倫理觀念都需要重新再認識和再估價。艱難歲月有可能使環境施加在人身上的痛楚、有可能使那些令人感到不安的刺激因素，轉化為平時所不容易獲得的洞察力，從而產生深沉的思考。我在獲得這些思考的同時，已經付出了重大的代價，這是命運的安排。
羊城晚報：很多人也閱讀馬、恩、列，也閱讀黑格爾，卻沒有導致反思。什麼原因使您走向反思？
王元化：17、18世紀啟蒙學者開辟了批判精神的先河，他們反對盲從，反對迷信，提倡獨立思考的意義，給予我很大的影響。
羊城晚報：我知道您很珍愛送給我的這本《沉思與反思》，這書名就很好，從沉思進而反思，對于思想家而言，這是一個涅槃的過程。
王元化：收在這本書中的幾篇文字，關于五四的評價，關于《新青年》與《東方雜志》的論戰（《杜亞泉與東西文化問題論戰》），關于盧梭與集體主義的探討（《與友人談社約論書》），都和通常的既定觀念不同。1988年我寫《為五四一辯》的時候，是按照長期形成的既定觀念去對待不同觀點的。1999年，我寫《對于五四的再認識答客問》，這時我已經同既定觀念格格不入了，于是別人就用既定觀念來批判我。我感到深深惋惜的是，批判我的人採用了意氣用事的態度，有的以臆測來下結論，有的幹脆只是表示反對。似乎反思“五四”就是開倒車，就是背棄啟蒙精神，就是向封建投降。我深深地期待著那些求真知的人，能對我的論據和論證提出批判，哪怕完全反對我的看法。我深深地期待著人們以誠懇的態度來同我探討，我覺得這才是解決分歧，推動理論前進的正確途徑。
羊城晚報：在這樣的現實中，您作為一位思想先驅，感到孤獨嗎？
王元化：我期盼將自己歷盡艱辛獲得的真知與人共享，哪怕要等很久，哪怕在我生前仍然不能得到理解，我也心甘。
羊城晚報：比如您對“五四”的再認識，在思想界、文化界得到認同了嗎？
王元化：開始的時候很多人不理解。我是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不願意在權勢或者各方面的壓力下生活，我要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昨天有一個朋友打電話過來，他說過去不理解，現在忽然之間有點明白，他講我很同意你的意見。我們從來不打電話的，他通過我們一個共同的朋友打來電話，說要跟我講話。我對我能起到一些好的作用而高興。我很尊重我的這些個讀者，有時也會收到一些間接轉來轉去的信。現在理解我的人越來越多，我真正的本心終于能夠被人理解。對我的理解就是對我的勉勵吧，一個人完全不被理解是很不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