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那麼，後來它又是怎麼被廢止和取代的呢？

    １９６６年２月，江青在毛澤東支持下，在得到林彪同意下，從２月２日到２０日在上海主持召開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會後，陳伯達、張春橋炮制了一份所謂《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把一大批老作家、老藝術家打成“黑線人物”，開始了對文藝界實行“橫掃一切”的法西斯專政。早就對田漢懷恨在心的江青，當然不會放過對田漢的打擊和陷害。江青及其同夥大搞“影射文學”，抓住田漢編的京劇《謝瑤環》中有“為民請命”、“載舟覆舟”等詞句，斷章取義，加以歪曲，上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在全國各報刊點名批判，進而把田漢與周揚、夏衍、陽翰笙一起，誣蔑為從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到６０年代存在的一條又粗又黑的文藝黑線的“代表人物”，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田漢還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予以批鬥、遊街、關押。１９６６年１２月，田漢被捕入獄。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０日，由于長期受到林彪、江青一夥的殘酷迫害，田漢含冤慘死于獄中。

    那時，一個作家或藝術家，一旦以莫須有的罪名從政治上被打倒之後，他的作品也就會成為“毒草”而遭到批判和禁止。田漢及其作品的遭遇就是如此，包括《義勇軍進行曲》歌詞在內的他的全部作品都遭到禁止。可是國歌要在各種莊嚴的場合演奏，于是就出現了一種奇特的現象：當時的國歌只有曲沒有詞；只能演奏不能唱。這也是“史無前例”的怪事。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幫”被粉碎。但在隨後的一段時間裏，由于當時的主要領導人堅持“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許多冤假錯案得不到及時平反昭雪，田漢的冤案也不例外。當時的有關領導為了填補國歌歌詞的“空白”，決定由國家文化部牽頭，成立了一個“國歌歌詞徵集辦公室”，發出通知，向全國徵集國歌新歌詞。經過幾個月的發動和徵集，收到了大批新歌詞詞稿，並舉行多次討論會，終于寫出一首新的國歌歌詞。內容如下：

    前進！各民族英雄的人民，

    偉大的共產黨領導我們繼續長徵。

    萬眾一心奔向共產主義明天，

    建設祖國保衛祖國英勇地鬥爭。前進！前進！前進！

    我們千秋萬代高舉毛澤東旗幟前進！

    高舉毛澤東旗幟前進！前進！前進！進！

    這首新國歌歌詞，從每一句話孤立來看，並沒有錯，但它的背景是以肯定“文化大革命”，堅持“兩個凡是”為前提的。

    新國歌歌詞被提交全國人大討論，于１９７８年３月５日下午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通過，並以大會主席團的名義予以公告。

    為了配合新國歌歌詞的宣傳和推廣，“國歌歌詞徵集辦公室”還撰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鼓舞我們繼續長徵的戰鬥號角》，發表在《紅旗》雜志１９７８年第３期上。為了擴大新國歌歌詞和文章的影響，這篇文章是以三位著名音樂家呂驥、賀綠汀、李煥之的名義發表的。文章沒有說明為什麼要用新歌詞取代田漢的原歌詞，只是說明了新國歌歌詞徵集過程：“廣大幹部和群眾出于對社會主義祖國的無比熱愛，極為關心國歌（歌詞）徵集工作，群策群力，設想了種種方案，一詞一句，每個音符，都反復推敲，表現出可欽佩的政治責任感，給參加徵集工作的同志以巨大的教育。”緊接著，文章對新歌詞逐句進行了詮釋，闡明新歌詞的政治意義。

    但是，新歌詞的內容雖然很“革命”，卻不受群眾的歡迎，甚至連許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都不會唱，許多人說“不對味”，不是那麼回事。所以新歌詞一直流傳不開。

    實際上，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新歌詞的時候，有的代表對用新歌詞取代原歌詞就有很大的保留意見。全國人大代表、著名作家陳登科後來回憶說：“早在１９７８年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新歌詞時，我就持有異議。首先是一個對國歌原歌詞的感情問題。我們這一代人，在那個年代，就是唱著這支歌走進槍林彈雨、走上抗日救國戰場的。那時，一唱起這支歌，就想到中華民族的危亡，想起祖國的山河被踐踏、人民被蹂躪的現實，就抑制不住那種誓為祖國人民獻出熱血、獻出生命的激情。因此，我們對田漢同志的這首歌詞懷有深厚的情感。至于對新歌詞，我們在感情上就接受不了。那些內容也是硬湊的，空空洞洞，索然無味。但由于當時田漢同志的問題尚未澄清，所以也只能議論議論，沒有寫出意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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