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常規能源價格持續攀升，新能源產業技術瓶頸不斷取得突破的情況下，加上國家能源政策的扶持，我國新能源產業將在前期發展的基礎上，迎來新一輪發展浪潮。這是因為，高油價加上環境的壓力，將使可替代能源成為世界的最終選擇。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快速發展，將逐步優化我國的能源結構。
然而，記者採訪中了解到，由于種種原因，我國新能源的開發目前還處于初級階段，其產業化發展面臨著許多障礙，亟待有關部門和企業聯手加以解決。
江西新余市推廣太陽能滅蟲技術
6月12日，新余市渝水區界水鄉東臺村村民在安裝有太陽能滅蟲器的有機蔬菜地裏勞作。
近日，50臺環保太陽能智能滅蟲器在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區界水鄉千畝無公害有機蔬菜基地投入使用。這種太陽能滅蟲器針對害蟲的趨光性，利用光波共振誘殺各種害蟲，具有環保、安全和殺蟲率高的特點。
新華社記者 宋振平 攝
新能源產業面臨三大政策障礙
太陽能是眾所周知的清潔新能源。近年來，太陽能光伏產業在我國發展迅速。2007年12月6日，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宣布，中國太陽能產業規模位居世界第一。但是，目前我國太陽能電池近95%的產能用于出口，國內市場還未真正形成。“這意味著我們消耗大量的能源，卻在為國外輸出綠色，為別人的環境打工。”南京中盛光電集團副總經理佘海峰說。
出現我國太陽能光伏發電“有產業無市場”的狀況，主要原因之一是光伏發電價格高于傳統能源的現實讓百姓望而卻步。江蘇省能源研究會秘書長魏啟東教授認為，造成我國光伏產業為國外環保“打工”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光伏發電成本較高，而政府對此扶持不夠。有關專家指出，目前，綠色能源的發展在政策方面面臨三大障礙：
一是政策激勵不夠到位。近年來，我國在鼓勵綠色能源發展方面制定了一係列政策法規和激勵機制，明確了加快發展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並制定了中長期總量目標與發展規劃。但專家指出，目前國家支持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政策體係還不夠完整，相關政策之間缺乏協調，各級政府對綠色能源產業的政策扶持力度還遠遠不夠。
二是消費市場拓展緩慢，市場狹小。可再生能源市場保障機制還不夠完善，沒有形成連續穩定的可再生能源市場需求，從而使可再生能源發展缺少持續的市場拉動。
三是綠色能源的價格形成機制不完善。綠色能源企業的高投入和高成本不能為企業帶來利潤，成為制約中國綠色能源發展的又一瓶頸問題。以《可再生能源發電價格和費用分攤管理試行辦法》為例，其中第六條規定：“風力發電項目的上網電價實行政府指導價，電價標準由國務院價格主管部門核準按照招標形成的價格確定。”由于招標定價實際上是以“出最低價者為中標者”的標準來定價的，導致中標的上網電價遠低于合理范圍，可再生能源的投資幾乎沒有盈利的可能性，這導致大批資金不得不撤離，長遠看來必將給我國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帶來更嚴重的傷害。其中第七條規定：“發電水泵熱量中常規能源超過20％的混燃發電項目，視同常規能源發電項目，執行當地燃煤電廠的標桿電價，不享受補貼電價。”也就是說只有每年燃燒80％生物質燃料的電廠才可以有補貼，否則就視同常規火電，這一規定造成很多可以利用秸稈的熱電廠因全年燒不到80％的生物質燃料而袖手旁觀。
政府和企業當聯手化解成本問題
目前，我國除水力發電、太陽能熱利用和沼氣外，其他可再生能源的技術水平較低，缺乏技術研發能力，當前國際上流行的MW級先進風電機組、生物質直燃發電鍋爐、
太陽能光電所需要的多晶硅原料等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設備和材料全部依賴進口，甚至在進口時還面臨技術壁壘的封鎖。
由于設備技術落後，我國發展綠色能源的成本還比較高，嚴重阻礙了可再生能源的發展。相對于煤炭、石油等傳統能源來說，風能、太陽能、地熱能等新能源的開發利用仍處于初級階段，其前期投入成本高，風險大，需要政府出臺相應的扶持政策。但是，由于種種原因，我國新能源的開發和利用還普遍存在技術研發投入不足，價格形成機制不完善等制約因素。
魏啟東教授告訴記者，每生產1千瓦的光伏組件，國外先進的耗電指標是725千瓦時，平均在1275千瓦時，而國內由于企業生產規模小、工藝落後、管理粗放，一般需要3275千瓦時∼5450千瓦時，是國外的3倍∼4倍。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太陽能電池成本的上升。
秸稈發電作為目前主要的生物質能源之一，具有可再生、清潔環保、原料成本低等特點，發展前景廣闊。作為國內惟一一個長期投入運營的軟秸稈發電站，江蘇省楚州區秸稈發電廠副總經理張金寶告訴記者，國家發改委現在推行對生物質能發電每度電補貼0.25元的政策是2005年出臺的，當時全國范圍內還沒有一家秸稈電廠投產，補貼費也是依據當時秸稈收購價幾乎為零而定的，與目前的收購價存在很大差距。張金寶介紹，現在的秸稈上網電價是0.646元，而秸稈收購費用已經突破300元每噸，要維持電廠長期正常運營，至少要將電價提高到0.8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