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路軍”轉戰失利後，經過一番鏖戰，我(當時任紅三十軍政治部青年科長)和另外400余人撤至甘新交界的星星峽，與陳雲、滕代遠同志會合。後奉黨中央命令進入新疆，陳雲同志將我和另外25名同志選拔進飛行班。我們于1938年3月上旬進入“新疆邊防督辦公署航空隊教育班”(對外稱航空學校)，4月12日正式開學
，從此開始了緊張、艱苦、坎坷的學習生活。
二
一入學，我們就遇到了困難。入學之前，陳雲同志曾和盛世才達成協議:盛世才將自己已經招收的第3期飛行學員和第2期機械學員全部辭退，改為全部招收中共學員，條件是中共方面向蘇聯交涉一部分新式戰鬥機和相應的航材、學成後我們這批人暫時留疆。不久，航校校長張念勺來給我們上課。張向大家講述了開航空理論的重要性，並做了摸底測驗。經過測驗，張特地為我們補了一段時間的數學。
航空理論學習是我們面前的難關。記得當時我們所學課程有:飛機構造原理、發動機構造原理、教練機的飛機和發動機的構造、性能和操縱法、飛行原理、飛行規則、氣象學、儀表學、軍械學、保險傘學、收發電報和譯電等等，再加上政治課，總共三十幾門。
課程多而龐雜，並且根本沒有課本或講義，每門課都得我們自己記筆記。尤其要命的是這些課大部分是由蘇聯教官來講。蘇聯教官中文很差，結果只好請翻譯官，但翻譯官又不懂術語，往往譯不全甚至譯錯。結果大家下了課只好一起對筆記，盡量讓記錄通順。
航校作息制度很嚴，宿舍晚9點就吹熄燈號。為了爭取時間學習，我們只能加班加點，每天除就餐和體操外，每天泡在教室裏，甚至到夜裏零點。
校方發現後派人幹涉。我們就等校方的人走後，鑽進教室繼續學。後來校方下課就鎖門，不許我們進去，我們就跳窗戶進去。再後來校方在鎖門時連窗戶也插上，我們就將筆記本帶回宿舍，躲在被窩裏打著手電筒學。
除了擠時間之外，我們用得最多的“招數”是互幫互學。下課後，我們首先集體校對筆記，互相補缺，接著各自整理筆記，然後集體討論，直到全體弄懂。
對文化水平低、學習有困難的同學，我們派專人負責。比如我同桌的王聚奎，參加革命早，沒讀過書，支部就指定由我負責幫助他。每次我整理完筆記後，再替王聚奎抄一份，並負責把他教會，以便在教官提問時能回答上來。
通過刻苦的學習，我們成功攻克了航空理論關。我們的努力，也改變了校方對我們的看法，對我們日後的飛行訓練打下了基礎。
三
經過一個多月的航空理論學習後，我們開始了初教機的訓練。
我們全班分成三個組，分別由中隊長黎煥章、飛行教官任兆祥、楊兆榮帶飛。他們都是本校第1期飛行班畢業的飛行員，飛行技術好，教學也熱心。經兩天的座艙實習，我們便正式開始飛行訓練。
第一個飛行日是“感覺飛行”，由教官操作，讓我們體會從起飛到著陸的全過程。從第二個飛行日開始由我們操作練習起飛著陸。
開始階段，飛行日安排比較連續，我們各自飛了20個飛行日、60個起落，空中時間達到5小時後，已經比較熟練地掌握了起飛落地的要領。于是教官開始對我們進行單個突擊訓練，每日給飛得好的人安排4—5個起落。當飛到80個起落、空中時間7小時的時候，教官批準我第一個放了單飛。我因此有幸成為紅軍航空隊第一個獨自上天的人。
正當我們的飛行技術逐步提高的時候，盛世才調集航空隊的飛機和飛行員全數參與了對馬虎山的作戰。我們的訓練也停頓下來，每天只能在教室裏補習知識。
到9月份，戰事基本結束，但飛機需要檢修，飛行員特別是教官們需要休假，因此直到10月初，我們的飛行訓練才得以恢復。由于原來的技術基礎不牢，又停飛近百天，基本上都忘得差不多了，結果只得再從起落開始學。由于大家的努力，在期末考核中，全班以平均4分的良好成績，結束了初教機的飛行訓練。
四
1939年3月，我們開始了中級教練機的飛行訓練。中教機仍從起飛著陸開始訓練。
到了仲夏時節，我們的訓練又因盛世才將作戰飛機調去參戰而停頓。戰事結束後，我們開始了空中偵察、模擬投彈、倣真投彈和實彈轟炸等戰鬥科目的飛行訓練。
由于我們對實戰訓練熱情很高，成績也很好，各門技術考核均獲優良，校方和蘇聯教官都很滿意。
從1939年冬季開始，隨著盛世才敵視我黨的態度日益明顯。校方規定:我們外出要登記，出門要檢查。在外出中我們還發現被人盯梢兒。而“八辦”的門前也開始有警察在活動。
當時，中共駐新疆代表已由徐傑同志(即陳潭秋)接替。有的同志對局勢過于敏感，認為新疆的情況已經開始變化，此地已不適合繼續久留，所以提出了去蘇聯或外蒙或回延安去參加抗戰的要求。徐代表安慰我們說:目前新疆還是最好的朋友，是最好的學習處所。有個別同志要求向中央發電報反映意見。一個月後，徐代表對我們傳達了中央的來電，他說:“中央回電只八個字——‘嚴守紀律，安心學習’”，要求大家保持冷靜。
五
1940年春，在補飛了雙機和三機編隊、長途航行後，我們的中教機飛行訓練正式結束。
1940年秋初，迪化機場飛來了9架新式蘇聯戰鬥機，這是陳雲同志同盛世才談判中許下諾言的兌現。主要是為我們這些“紅色”學員而來的飛機使校方的積極性陡然增高，計劃在當年冬季開始訓練。
對于參訓的學員，校方採取了機會均等的政策:在我們第三期飛行班中挑出10名技術較好的學員，在第二期飛行班中挑出4名新飛行員，在第一期飛行班中挑出3名老飛行員，共同進入高教機訓練。
我們第三期學員中:呂黎平、方子翼、方槐、方華、夏伯勳、汪德祥、陳熙、袁彬、劉忠惠、姚維滔被選中，由蘇聯飛行教官謝苗羅夫上校負責帶飛。一個月後，我們17人全部開始了單飛訓練。
隨著難度的增大，訓練的危險性大大增加了。在一次“橫滾”訓練中，戰友汪德祥由于未能改出而墜地犧牲。
蘇聯教官李佐古布，特意用了4個飛行日，安排每人8個起落，專飛螺旋，訓練橫滾動作的進入與改出要領。盡管如此，在此期間，還是發生了3次嚴重飛行事故，致使老飛行員兩名、老領航員、老機械員、飛行學員、機械學員各一名不幸遇難。
第三期飛行班，在結束了高教機飛行訓練後，舉行了畢業典禮，結束了長達4年的飛行訓練，第一支紅色航空隊從此誕生。按照陳雲同志與盛世才的協議，我們全部空地勤人員，編入新疆省邊防督辦公署航空隊序列，參加戰鬥值班。
六
1941年，盛世才錯誤地估計了形勢，認為蘇聯和中共均靠不住，與蔣介石加緊勾結，在新疆掀起了反蘇反共浪潮，將在新疆幫助工作的中共人員陸續撤職，將我們這批人趕出了航校。
1942年7月，中共航空隊的驅逐中隊正在迪化西北的高家戶野外機場駐訓。教官任兆祥突然駕機飛來，對大家說:“大隊長叫你們立即返隊。”我們問:“什麼事？”任兆祥說:“不知道，大隊長會告訴你們的。
大家已感覺到肯定有問題，便立即卷起行李乘車返隊。回到航空隊後，呂黎平立即去見大隊長張炳光詢問情況。
張炳光說:“督辦公署通知，你們的上級調你們回去，詳情我也不知道。……命令很急，汽車已準備好了，你們趕快收拾行李，把被服和學習資料帶走，航空儀器和飛行裝具全得留下。”
在此之前，我們也已經察覺到盛世才的“變化”，因此並不慌亂，我們被汽車拉到迪化市南門外南關馬車棧，在那裏卸下行李，汽車就走了，並不見“八辦”有人來接應，大家覺得有些不妙。我們馬上召開了支委會議。經研究，決定讓呂黎平去見徐代表，其他人原地等候。
兩小時後，呂黎平回來說，他到“八辦”見到了徐代表，聽了匯報後，徐代表說讓大家保持鎮定，為了讓大家先住下，他去給大家先交涉個地方住。這一夜，我們全隊在大車棧和衣而臥。大家一邊議論，一面警惕不測。
次日清晨，徐代表來到大車棧，對我們說他已交涉好住處，就在南梁，距“八辦”不遠。我們隨後于7月12日搬到南梁一棟民房，名義上是住進了招待所，但我們發現已被特務包圍。全隊住下後，我們繼續復習航空理論。徐代表經常來看我們，鼓勵我們說:“目前蔣盛勾結緊密，反蘇反共局勢嚴重，我們在新疆的人員已全被逐出崗位，形勢非常不利，要準備應付不測……”
七
8月初的一個傍晚，徐代表把航空隊黨支部的支委叫到河邊說:“你們在新疆的學習結束了。中央批準我們撤出新疆去蘇聯，我計劃分三批走，航空隊和婦孺病殘第一批走；在新疆幫助工作的人員第二批走；‘八辦’工作人員第三批走。我交涉好交通工具就開始撤退。”
我們問:“徐代表什麼時候動身？”徐代表回答說:“我跟第三批走。”我們又說:“徐代表應該第一批走！”
徐代表斬釘截鐵地說:“我最後走，這是我的責任，我必須這樣！再說，他們也不見得放我走呢。”
次日，大家清理行裝，將學習資料精選，集中兩套準備帶走，其余的資料，包括畢業證書、同學錄都燒掉了；被服盡量精簡輕裝。進一步做好了應對不測的準備。但是，盛世才將我們逮捕，關押了起來。徐代表在新疆壯烈犧牲，但我們絕大多數同志咬緊牙關，同敵人展開了艱苦卓絕的鬥爭。最後，在黨中央的營救下，我們被釋放，並于1946年7月11日勝利抵達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