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時，中共中央局書記陳獨秀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圍繞中共是否接受共產國際經費援助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陳獨秀在堅持獨立自主的前提下拒絕經費援助，馬林在中共服從共產國際領導的前提下堅持提供經費援助，最終經費援助問題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得以圓滿解決。
緣 由
早期參
加籌建中國共產黨的人員大多是青年，一般沒有固定的職業和收入來源，要在短時間內建立一個全國性的黨，宣傳、組織等費用光靠陳獨秀、李大釗等少數知識分子教書、寫文章掙來的錢是遠遠不夠的。因此，經費問題成為建黨中的一個大問題。1920年4月底，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在上海會見了陳獨秀，除了向他提出組織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共加入共產國際問題外，還向上海共產黨人提供經費資助，使成立共產黨的各項準備工作搞得紅紅火火，像《共產黨》等雜志就辦了幾個，加快了在上海以及南方建黨的步伐。8月上旬，中國共產黨上海支部發起組成立會議召開，陳獨秀被推選為書記。12月，陳獨秀又利用應陳炯明邀請赴廣州擔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的機會，在1921年春重建了中共廣東支部。此時，雖然共產國際在推動中國共產黨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面臨著嚴重的經費短缺問題。如1921年1月維經斯基回國後，中共上海發起組即“經費無著”，許多宣傳刊物被迫停辦，對工人的啟蒙教育也不得不終止。但陳獨秀仍堅持獨立自主的方針，反對接受共產國際的經費援助。他在支部會上說：“黨員應該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我們黨現在還沒有什麼工作，要錢也沒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盡力而為，我們不能要第三國際的錢。”他還詼諧地說：“你們看廣州的無政府主義者區聲白、朱謙之，不是常在報上寫文章罵我陳某崇拜盧布，是盧布主義嗎？然而，他們恰恰又給我上了一堂課，人家的錢不能要，拿了人家的錢就要跟人家走，我們一定要獨立自主幹，不能受制于人。總之，我是不願被別人牽著走的。”大家聽了連連點頭。
陳獨秀在共產國際經費援助問題上打的預防針非常及時。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到達上海，在會見了代理書記李達和李漢俊後，即提出中國共產黨應加入共產國際、並接受共產國際經濟援助以開展黨的工作，他還毫不客氣地向李達要工作報告和經費預算。受陳獨秀影響的李達、李漢俊明確表示中國共產黨是否加入共產國際也還沒有決定……至于經費方面，只能在我們感到不足時才接受補助，我們並不期望靠共產國際的津貼來發展工作，從而拒絕了馬林提供經費的要求。在馬林的催促下，上海黨支部向全國發出通知，要求各地派2名代表到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一大”。為使各地代表不致于因旅費問題而誤會，馬林拿出自己的活動經費，在發邀請函的同時向每位代表寄去路費100元。他還多次發函電，希望陳獨秀回滬參加“一大”，甚至派包惠僧到廣東接陳獨秀到會。因為陳獨秀兼任大學預科校長，正在爭取一筆款子修校舍而抽不出身，于是指派包惠僧代表他本人出席“一大”。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陳獨秀雖未參加會議，但由于他在建黨中的威望以及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認可，仍被選為中共中央局書記。
“一大”閉幕後，馬林雖未與陳獨秀謀面，但他對陳獨秀作為共產黨領導人在資產階級政府中做官是不滿的。尤其是他作為共產國際代表來中國這麼長時間，陳獨秀居然不來見他，簡直不把共產國際和自己放在眼裏，至于其他在上海的中共黨員如李達等人，每當馬林提出有關工作計劃設想時，則托詞等陳獨秀返滬後再作決定而予以抵制。由于中共一開始就沒有接受共產國際的經費援助，所以“一大”後經費短缺再次成為中共面臨的首要問題。每月雖只用二三百元，但還是難以籌措，李達等人只好函告陳獨秀，請他設法籌集經費。鑒于這種情況，8月馬林在與張國燾商談成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時，再次表示要向中共提供活動經費，他說：“站在國際主義的立場，共產國際有幫助各國共產黨的義務，而中共也應坦然接受。”馬林還要求張國燾立即編制工作計劃和經費預算。按張國燾的預算，“總共預計有30人按月領取生活津貼，每人約需20元至35元。這個機構全部開支及出版費用每月約需1000多元。”馬林見所需經費如此少，大笑著表示同意，決定全部經費都由共產國際補貼，中共自己所籌集的經費可作為它用。但此後中共中央討論此事時，決定把這“視為一個試行的草案，等陳獨秀先生返滬後再作最後決定”，再一次拒絕了共產國際提供經費援助的要求。
馬林碰了釘子後，急切地盼望能早日與陳獨秀會面。為此，他曾專門召集張國燾、李達、包惠僧等人開會，討論陳獨秀回上海的問題。會上馬林不滿地說：“陳獨秀先生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局書記，應當回到上海，盡到責任，不能由別人代替，國際上沒有這樣的先例。”于是，會議決定派包惠僧去廣東接陳獨秀迅速回上海主持黨中央工作。馬林對包惠僧說：“包先生，你要對陳獨秀先生講清楚，要他回上海，不僅是中國黨的意思，也是我的意思。”隨後不久，包惠僧就去廣州接陳獨秀回上海。
摩擦和爭吵
包惠僧一到廣州就向陳獨秀詳細匯報了黨的“一大”情況，並說：“上海方面及馬林，要先生盡早回上海主持工作。”陳獨秀說：“當初是為了推進廣東革命而南下，現在共產黨成立，當然不能久留廣州，是該回上海了。”包惠僧還向陳獨秀談到上海黨員與馬林的關係，陳獨秀明顯站在國內同志一邊，對馬林不太滿意。9月11日，陳獨秀辭職後與包惠僧乘船離粵回滬，在談到共產國際時說，“我們沒有必要靠它，現在我們還沒有陣地，以後工作展開了再找第三國際聯係。”包惠僧說：“陳先生，馬林說過中國共產黨從成立起，就編入第三國際，是國際的一個支部。”陳獨秀聽後十分反感，說道：“他們承認與否沒有用！要靠中國人自己組織黨，中國革命要靠中國人自己幹，要一面工作，一面革命。”
船到上海，陳獨秀回到漁陽裏2號就任中共中央局書記。剛一上任，陳獨秀就從李達那裏得知馬林不尊重中國同志，態度傲慢，擅自處理一些問題的情況，還聽說馬林曾公開表示“一年以來，第三國際在中國用了二十余萬，而成績如此，中國同志未免太不努力”。生性倔強的陳獨秀立即駁斥說：“我們哪裏用了這樣多，半數是第三國際代表自己拿去住洋房吃面包，如何誣賴別人?”與此同時，陳獨秀也責問張國燾：“你為何向馬林提出勞動組合書記部計劃和預算，而且對于工作人員還規定了薪金，等于雇傭革命，中國革命一切要我們自己負責的，所有黨員都應無報酬的為黨服務，這是我們所要堅持的立場。”他還多次在黨的會議上說：“我們沒有必要事事都要依靠第三國際，聽馬林的。馬林以共產國際自居，他馬林就是共產國際？他要我們聽他的，牽著我們鼻子走。否則，不聽他的，就是不聽共產國際。”在上述分歧尚未解決之前，馬林依然自行其是，這進一步加劇了他與陳獨秀之間的矛盾。當接到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指示，在中國、朝鮮、日本選派代表參加遠東人民代表大會時，馬林沒有徵求中共中央的同意，事前也未同陳獨秀商量，就擅自派遣擔任其翻譯的中共黨員張太雷赴日工作，並要張太雷別告訴黨內其他同志。陳獨秀對此事極為不滿，認為馬林簡直是胡作非為，藐視中共中央，他表示不與馬林見面，並擬要求共產國際撤換馬林的代表職務。
只是在張國燾的一再勸說下，陳獨秀才勉強見了馬林。在馬林下榻之處，張國燾向馬林介紹說：“馬林先生，這位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局書記陳獨秀先生。”“歡迎，歡迎，陳先生，你終于回上海來了。”雙方寒暄幾句後，馬林就用嚴肅的、帶有命令的口吻說：“第三國際是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總部，各國共產黨是第三國際的支部。所以，中國共產黨應在共產國際統一領導下。陳獨秀同志，你如果是真的共產黨員，就應該聽共產國際的。”陳獨秀一聽猛地站起來對馬林說：“中國革命有中國的國情，目前也不需要國際的經濟援助，中共的工作，也無需樣樣依靠國際，我們有我們的獨立性。”馬林氣得無言以對，雙方第一次會面就這樣不歡而散。就在雙方圍繞共產國際經費援助等問題爭執不下時，陳獨秀的突然被捕，卻使他與馬林的關係出現了轉機。
諒解和合作
1921年10月4日下午4時，法租界巡捕因陳獨秀與馬林接觸而闖進陳宅，見屋中有大量禁售刊物《新青年》而將陳逮捕。同時被捕的還有陳獨秀的妻子高君曼，黨的幹部楊明齋、包惠僧、柯慶施等，但巡捕認不出誰是陳獨秀。
在巡捕房登記時，陳獨秀化名王坦甫，其他人也用了假名。不久，北京眾議院副議長、上海法學院院長褚輔成和邵力子因到陳獨秀家中拜訪也先後被捕。在巡捕房褚輔成一見陳獨秀就說：“仲甫，怎麼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帶到這兒來了！”于是，陳獨秀的身份暴露。褚輔成、邵力子則在查明身份後被釋放。在牢裏，陳獨秀囑咐大家不可說出共產黨的真實情況，一切都推在他身上好了，以爭取其余人先行獲釋。陳獨秀說：“我家裏有馬林的信件，如果被搜出來可能要判七八年刑。我打算坐牢，你們出去繼續為黨工作。”陳獨秀還感慨地說：“現在的統治者們既這樣無情的壓迫我們，我們只有和共產國際建立更密切的關係，不必再有疑慮。”
陳獨秀的被捕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反應並紛紛組織營救。在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下，10月26日，法庭判決陳獨秀私藏《新青年》雜志，罰白銀500兩結案，當天陳獨秀獲釋。陳獨秀了解到自己能順利出獄，除了社會各界營救之外，馬林花了很多錢，費了很多力，打通了會審公堂的各個關節，並請了著名的法國律師巴和出庭辯護。陳獨秀出獄當天，張太雷即來到陳獨秀住宅，轉達了馬林對他的慰問，並說：“如果不是不方便，馬林是要親自來慰問的。”見此情景，包惠僧對陳獨秀說：“這一次，馬林和陳先生及中國共產黨算是共了一次患難，你要當面好好謝謝馬林。”陳獨秀原本是個很重感情的人，這件事無形中消除了他對馬林的誤解，他接口說：“惠僧說的對，要不是他的營救，這個案子不會很快順利了結。過幾天，我一定去當面向馬林表示謝意。”以前一切的爭執都因這一事件而煙消雲散。
10月27日，陳獨秀以書記的身份召開中央會議，除決定《共產黨》月刊繼續出版、將《新青年》復刊外，會議主要通過了原張國燾提出的組建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計劃和預算草案，但做了個別修正。主要是工作人員的待遇不再稱薪金或工資，而稱之為生活費，其標準也由原來的每月20元至35元減低到以25元為最高額。會議關于黨員生活費問題還特別指出，原則上共產黨員應無報酬地為黨工作，現在所規定的生活費只給予一部分非此即不能維持生活的工作同志。黨員要更接近勞苦大眾的生活，個人生活消耗少些，直接用于工作的費用就會增加，領取最低生活費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最寶貴的精神品質。有關黨員最低生活費的精神在會後以中央通告的形式傳達給全黨同志，並獲得了黨員的一致讚成。
會後，陳獨秀在張國燾、張太雷的陪同下特地拜訪了馬林。馬林一掃過去盛氣淩人的架勢，表示“中國黨的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共中央負責領導，作為共產國際代表的我，只與中共最高負責人保持經常接觸，商談一般政策而已。”陳獨秀也誠懇地表示：“中共擁護共產國際，對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議自應尊重。”此後，陳獨秀與馬林經常見面，毫無隔閡地商討各項問題，中共中央計劃也按時送交馬林一份，馬林從未提出過異議，陳獨秀也經常將馬林的意見向中共中央會議報告。陳獨秀與馬林還具體規定了中國共產黨接受共產國際補助經費的辦法。從此，中共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和經費援助便成為經常了。據楊奎松所著《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書記載，從中共“一大”召開後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可以看出，“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17655元，收入國際協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另據《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一卷《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運動（1920-1925）》一書記載，1922年12月共產國際通過的《中國共產黨1923年支出預算》每月支出為：《向導》周報，210元金盧布；《工人周刊》，40金盧布；印刷傳單、宣言等，60金盧布；組織員和宣傳員的費用，漢口、湖南、上海各60金盧布，北京80金盧布，香港、廣州各40金盧布，山東30金盧布；兩名中央委員旅差費100金盧布；兩名固定宣傳演講員的食宿旅差費120金盧布；意外開支100金盧布，總計月支出1000金盧布，總計年支出12000金盧布。1924年實際得到活動經費約36000金盧布。即使有共產國際的經費援助，中國共產黨的經濟狀況仍很緊張。1924年9月7日，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維經斯基寫信稱：“我們黨的經濟狀況很嚴重。由于經費不足許多方面的工作處于荒廢狀態。我們希望您立即從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給我們寄7、8、9、10月份的錢來。”此後，從1925年至1927年，共產國際給中國共產黨的經費援助不斷增加，中共經費短缺問題也有所緩解，中國革命得以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迅速向前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