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雲：“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重義輕利、貴義賤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正所謂“君子之為君子，善之為善，則在于為義”。既然“為義”是善或君子的價值標準，那麼“義”也就成了古往今來人世間最可寶貴、最受尊崇景仰的東西。然而，“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利潤最大化”是企業的生存法則，“賺錢”是衡量企業家成敗的核心標準，故此可以說，沒有哪一個社會群體會象企業家這樣，時刻被義、利的矛盾衝突所環繞、所困惑。誠然，不同的企業家，對義、利關係的看法和處理不同，四川汶川抗震救災中的表現即為例證，然而從整體而言，中國企業家的現實狀態是不盡如人意的，或許這正是溫總理“道德血液”說的由來。

    北京一家機構曾作過一項關于企業家形象的調查，結果顯示，作為智慧分子群體呈現在公眾面前的，“謀略性”成為中外企業家的主要特徵。中國企業家的“艱苦奮鬥”精神給公眾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與外國企業家相比，中國企業家的“道德”和“外在形象”上的負面性和差距則十分突出，這深深影響了公眾或消費者對他們的印象。中國企業家形象得分為66.3分，低于外國企業家的74.5分。中外企業家相互比較時，中國企業家較為缺少的是一種氣質、公信力和個人魅力。

    對于溫家寶總理如此鄭重地提出“道德的血液”，筆者對其目的和針對性有以下兩點猜測：其一，整個社會健康發展的客觀需要；其二，對中國企業家隊伍健康成長的殷切希冀。

    市場的主體是企業，市場經濟的主體是企業家。假如以公眾關注度、社會影響力標準做一個排行榜，企業家群體要麼位列第一，要麼緊隨官員而居第二。何以見得？其一，如今很多企業都重視企業文化，其實所有企業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一方面，企業文化也是“老板文化”，往往是企業家個人人生哲學、價值觀、行為風格的寫照；另一方面，企業文化深刻影響著企業所有員工的思想和行為。所有企業員工的相加，在全國總人口中佔了一個相當大的比例。其二，由于擁有對媒體很大的利用權甚至支配權，由于在商品社會中人們往往將企業家視為成功的化身和行為的楷模，企業家對公眾乃至整個社會無時無刻不在直接施加著影響。例如，繼兩年前《潘石屹的博客》出版後，潘石屹又一本新書《我用一生去尋找》今年4月面世，書中全面展現了作者對人生、成功、財富、世界觀、親情、愛情等方面的思考和感悟。筆者絕無意暗指潘石屹在道德和外在形象上有什麼“負面性”，僅僅是想說，企業家尤其知名度高的企業家的一本書、一個電視採訪、一次講演，都會對社會公眾產生重大而深刻的影響：要麼是正面影響，要麼是負面影響，當今社會所需要的，無疑是正面影響。

    曾讀到《南風窗》一篇題為“站在道德之巔”的文章，該文以紀實手法詳述了三位道德偉人的事跡，其中最令人感動的是把政治奠基于道德之上的喬治·華盛頓。誠然，企業家與政治家有不同的成長邏輯，但道德水平事關公眾形象、公眾形象決定消費者認可、消費者認可成就企業家，詮釋這樣的企業家成長邏輯的實例在當今中國俯拾皆是。如今是一個需要企業家的時代，擁有一個能與世界最高水平看齊的中國企業家群體，是世界經濟一體化背景下中國走向強盛的必要條件。正是基于這一點，總理才會在深諳企業家成長規律的基礎上，對他們提出深切的道德期望。正因為企業家是一個具有鮮明特徵的群體，政府、社會乃至歷史以及後世才對他們“血液”的構成有著一些特殊的要求和希望。在他們的血液中，智慧、謀略、創新等等雖然不可少，但道德卻是第一元素。假如這一元素不能達標甚至變異，就有罹患“血液病”的可能，而稍懂醫學常識的人都清楚，血液病非同小可。（劉以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