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8年首次出版個人繪本《森林裏的秘密》、《微笑的魚》開始，幾米以他獨特的繪畫風格和多變的敘事方式，在華語地區興起了繪本創作的風潮。由他的繪本改編成的電影《向左走，向右走》以及《地下鐵》輕而易舉地吸引到了梁朝偉、王家衛這樣的大牌。
那場讓幾米變得很幾米的病
沒有在死亡左右徘徊，不會知道生命的可貴。談幾米，就不能不談起他曾經遭遇的那場血癌。“就像按開關一樣，按了一下死亡。”他的語氣忽然黯淡。
1995年，臺北，農歷年過後，在奧美廣告做美術指導的他，右大腿忽然痛得厲害。當時年輕，很多傷痛都不在意。這痛很快退去，不久又來，而且痛完兩天之後就麻痹---他只好扳著腿繼續工作---如此這般周而復始，他的身體越發難受。
本以為是畫圖太久，本以為是脊椎肌肉上的病灶，就這樣從中醫看到西醫，整個人慢慢變得非常虛弱，直到有一天痛到住進醫院，他還簡單地以為會一針下去，百病全消。
驗血，穿刺。醫生說，在你的脊椎裏發現了不好的東西。他問，是不是血癌。醫生點點頭。他便開始嗚嗚地哭。
“覺得生命被抽斷了，心裏多是怨恨：為什麼是我，我做錯了什麼？但是沒有任何答案。接下來就開始承受藥物的折磨，和化療。”回憶裏的那段時間，最難熬的就是等待，無止境地等待白血球長出來。“我連下床都做不到，只能躺在床上，用眼睛看著窗外的藍天。”
血液科相同症狀的人很多。眼見得這張床空了，那張床空了，很少看到誰高高興興地走下床，出院。幸運的是，一年之後，他走下了那張病床。
那天起了臺風，大雨如注。幾米出院的時候打了個噴嚏，卻發現整個床單都是血---自然要瞞過醫生，說什麼也要回家。“我只想逃，我只想逃。我坐在自行車上對太太說，我們永遠不要回來這裏。我連感冒都怕，怕重回醫院。”他在案幾上半支著身子，微微闔起的眼裏盡是回憶帶來的駭然。
還好病前投的保險剛好夠支付診療的費用。住院一年，他早已耗盡積蓄。剛好有友人來約稿，他這才生疏地重新提筆。
意外的是，忽然有很多人開始說，幾米畫得好好。他滿腹懷疑，很久以後回頭去看，卻真的被自己嚇了一跳。原來大病一場，圖畫的變化可以有這麼大。
那些生病前的作品歡樂、多彩、比例誇張，構圖充滿侵略性。病後三年間的創作，情緒卻非常虛弱，寧靜而渺小，空間也帶著疏離。他筆下的人物變得越來越小，越發蒼白，總是面無表情，凝視遠方，任周遭的空間越來越大。然而整個空間的故事又告訴你，這小人兒非常寂寞，不堪一擊。
世界一樣奔跑，太陽一樣升起。大病一場，變了的只是幾米。“我變成一個虛弱的人，需要關心每一個細胞長大的人，變成一個沒有辦法跟別人去開懷暢飲、在街上快跑的人。”
忽然，他摸了摸鼻子，笑聲裏有些幹澀，“所以，世界不會因為某個人而停滯。”
那些成就幾米的圖畫
他的灰襯衫幹凈整齊。牛仔褲的褲腿卷得齊整。長年作畫，他的視力嚴重下降。這個自小就敏感羞澀的男人一天比一天內斂。
年輕時，他在臺灣文化藝術大學就讀，一方面自卑，一方面擔心當畫家會餓死，于是選讀了設計組，希望有個好一點的出路。
在奧美廣告，他一做就是十二年。忽然有一天，他發現始終沒有機會做屬于自己的東西。三十幾歲的人，工作就是不斷重復，連個成功的作品也拿不出。而之前，隨著一些平日裏信手畫下的插畫被好事的朋友投給皇冠出版社，他已慢慢開始接了些給報紙繪插畫補白的活，“雖然很簡單，但那全然是我的。”
一番掙扎過後，他索性趕在被業界淘汰之前辭職，在家專事創作。“開始還滿興奮，不需要開會不需要和同事鬥爭，我只需要做自己。”沒有太大困擾，僅以插畫為生，幾米倒也過得下去，如果沒有突如其來的那場病。
在醫院住了一年回來，一切都變了。1997年1月，幾米的女兒柔光出世，“像一道溫柔的光線影響著我的創作。”忽然有女繞膝，幾米于是很想竭力以創作填滿生活。
在他最早的作品《森林唱遊》中有這樣一幅圖畫：一只小豬在敲門，卻沒有人回答。四周濃雲密布，小豬的眼裏滿是失望。
“那完全是讀者自己的解讀。其實我畫的時候不太體會得到失望，可能還滿愉快。”談到自己的作品，幾米明顯健談許多。他解釋他畫的是感覺，加上文字，就會出來另外一種味道。讀者再一加入，就會超出作者本人想象的空間。讀者反饋來的喜歡和肯定還是慢慢給了他信心，使他不再像十幾年前那樣自卑。每一次的創作，通常都有一個愉悅的開始。
“我常會覺得故事很好玩。一男一女住在隔壁，這個故事好好玩，我要來捉弄他們。”他忽然談起那本《向左走，向右走》，“可是畫的時候氛圍一出來，我還是會憐憫，還是為他們感到難過。為什麼住在隔壁卻要慢慢去找呢？慢慢地天氣營造的氣氛也出來了，他們總是陰天裏在馬路上快步尋找對方，總是要在月亮突然跳出來的時候疲憊地回家。”
總是這樣在愉悅和悲傷裏迷失。開始的時候，他總想做一顆快樂丸，畫到最後，卻彎彎繞成了斷腸散.
何炅清楚記得他給學生上的第一堂課。那是一個上午，窗外很安靜，偶爾聽到幾聲清脆的鳥鳴，室內則一點聲音都沒有。走上講臺的那一瞬間，面對幾十雙和他差不多年紀，清澈的眼睛，他真的有那麼一點點膽怯。好在那時他還沒有像現在這麼“紅”，學生們很“正常”的眼神裏的透露出來的信任和鼓勵讓他的心緒安定了。
—〉〉新時代麻辣教師-何炅
那些影響過幾米的書
有一天，他為別人打一個草圖，畫一個中年男子走出地下鐵。圖畫很簡單，可是那一瞬間，他像通了電一般：天哪，這個男人身上有故事。
可是除了直覺，他卻說不清其它。于是，這個男子在幾米的筆下不斷走進地下鐵，出口處是另一個或是荒謬或是神奇的世界。
這樣進進出出的把戲讓故事很快畫不下去，因為“對于一個看得見的人來講，當他看見真正的地鐵，故事就沒有辦法進行了。”
半年後的一天，幾米突然想到，他一定要是個盲人。因為他看不見，所以他看見。“因為他看不見，所以他才可以想象地下鐵是何等華麗，何等荒謬，何等神奇。”故事突然又開始走動。“何其幸運，無法確知我們生活在什麼樣的世界。”幾米從詩集裏翻到波蘭詩人辛波絲卡的句子來取作《地下鐵》的題頭，意外遇見的詩句一語點破了全部他想要表達的感受。
不只辛波絲卡，幾米承認，法國漫畫家桑貝(Sempe)對他有著巨大影響。“重要的是他使我決定做這樣的行業。因為在我以前的理解，插畫是大家看不起的工作。”桑貝的著名作品《瑪塞林為什麼會臉紅》講述了這樣的故事：兩個同樣孤單寂寞的小孩子結成朋友，有一天其中一個悄然搬走。許多年後他們人到中年，又在街頭不期而遇。《向左走，向右走》無論情節還是畫風都有著這本書的影子，存不存在模倣呢？
“桑貝是前輩嘛。”他笑了一下停住，忽然沉默，半晌，“第一次有人這樣問。”
“那曾經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個故事，我覺得太可愛了。我好想做那樣的故事。”與桑貝著重于文字和線條不同，他努力強調自己著重于構圖。事實上，他一方面承認原型的存在，一方面又很滿意自己用愛情來包裝這個故事的創意。
“這個故事最強悍的地方在于向左向右這個概念，看過故事的人絕對不會忘記。”他努力克制著自己的得意，笑得有點怯，“今後如果任何一本書做向左向右都會跟我相似。向左向右這句話已經成為都市年輕人的一句流行口頭語，成為一種流行文化的符號。”
“不過它已經過氣了。”這句話說到最後輕不可聞。鏡片背後的眼睛一眨，幾米縮起了肩膀。這個悶騷的天蝎座，忽然滿臉都是調皮。
那些有關幾米的未來
幾米曾經算過命。那年冬天，師傅說他將來會獨當一面，1995年後更是會獨步青雲。
從1995年入院，到1997年重拾創作至今，七年以來，幾米已經出版了17本繪本。從臺灣燒到香港，從香港紅到內地，再到韓、日、美、德、法、希臘，師傅的話似乎應了驗。那些細膩的圖畫，配上耐人咀嚼的文字，自始至終地在表達著都市人的集體傷感。
幾米在半信半疑間紅了。
2003年，他成名以後的第一部作品《幸運兒》出版。畫中的主人公董事長擁有許多人一輩子夢想的一切，卻忽然間脅生雙翼，成為異數。非人非獸的董事長，最後只能選擇從人群中間飛走。
幾米自認也是一個幸運兒，董事長這個角色多多少少透露了作者當時的秘密。一夜成名帶來的媒體關注，讓這個靦腆的男人不知所措，壓力之下過得非常不快樂。
與往常的書中溫情的結局不同，這一次，幾米筆下的董事長孤單地飛走。他說他已不在乎結局是否美好或者幸運。大病一場使他無限接近死亡，一夕成名使他高處不勝寒，“有些痛苦減少不了，有些結局注定不會快樂。”
幾米在創作一個長篇，一個關于石頭的愛情故事。他清楚自己眼下的局限，清楚人生總有高低起伏。“我希望我在可以很享受這種狀態的時候創作，希望可以更努力。”
不知道什麼時候創作高潮會再度來臨，幾米有些焦慮，“人生的悲觀無法逃避，即便創作或者生活讓人艱辛到窒息，也要面對。”
他起身離開的時候，在電梯裏拘謹地叉起雙手，貼著後壁站得筆直。忽然間，冒出來半句：“不過，我還是覺得大家應該學習擁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