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記者的問話勾起了我平日不常談起的一些回憶。

    我出生在祖國南方的美麗海港---汕頭市。1940年，我才3歲，就在日本侵略者的鐵蹄即將踏進廣東之時，跟隨堅持抗日、時任小學校長的父親出國，僑居越南西貢市。從小學一年級起，我就跟著老師用帶著濃重的粵語方音的“國語”（普通話）朗讀被翻印的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編寫的課本，學習漢字，學習“注音字母”（“注音符號”），吸吮著幾乎所有華人都引以為榮的中華文化。

    1957年，剛滿20歲的我冒著危險，取道金邊、香港回到了祖國。

    從那時到第二年秋天，也就是我考上北京師范學院中文係的前後，恰逢《漢語拼音方案》的全民討論高潮和最終獲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和正式公布的時刻。我通過認真學習，認識到這個方案是約100年來中國人民智慧的結晶，是科學、合理的方案。後來，通過深入研究中華民族悠久的文化史及世界語言文字發展史，我逐步理解到，《漢語拼音方案》並不是為了消滅漢字、取代漢字而制定的“文字方案”。

    它主要的作用是給漢字注音和拼寫普通話，還可以用于其他許多領域，包括用于漢字不便或不能應用的地方。比如，目前95%的電腦用戶採用的“拼音-漢字”的輸入法，以及我們每天在電視字幕上看到的需要即時拼寫出來的人名和地名等。

    大學畢業後，我留校任教。雖然一直教的是古典文學、文藝理論等課程，但我並沒有放松對語言文字理論的鑽研。1978年，我參加了11所高校合作的“文字改革史”教材的編寫工作。從醞釀、討論、擬寫提綱、編寫書稿到修改成書，我們一直是在倪海曙、周有光、葉籟士、王力、呂叔湘等專家指導下進行工作的。

    上世紀80年代初，我調到了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工作。從此，我與漢語拼音的關係越來越密切了。截至1997年我退休為止的十多年中，我與幾位同事共同完成的有關漢語拼音的工作或研究課題主要有：擬訂《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及其部分細則；漢語拼音教學法包括“注音識字、提前讀寫”和“直讀法”的實驗研究；注音識字掃盲的實驗研究；普通話輕聲詞、兒化詞研究；中國地名標準化研究，等等。此外，我還撰寫了《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規范知識讀本》。

    雖然我們的工作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缺點和不足，甚至受到批評，但是我們自認為是竭盡綿力、艱苦奮鬥、無愧于心的。因為我們的每一步，始終與我國人民共同的智慧結晶和文化瑰寶---《漢語拼音方案》聯結在一起。作者：李樂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