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開始的15個月裏，深圳民營企業家許淩峰將為自己的支教計劃付出20萬元，這對他不大的企業來說不算小數目。為了資助貧困地區教育，今年2月低，許淩峰以每月2000元工資外加購買保險的代價，面向全國招募5名支教教師，4月3日，5名應聘教師走上了大山深處的工作崗位。好人老許這一舉動引來無數關注，媒體稱之為“個人出資募師支教”的先例。（據《北京青年報》4月9日）
據了解，在深圳很多人稱許淩峰為“好人老許”，可是我覺得，更應該稱他為“好富人老許”。因為，老許的行為完全能夠代表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希望回報社會的願望。對高收入者來說，回報社會的方法很多，選擇捐款應該是最經濟劃算的方式，可是問題在于，為啥“好富人老許”選擇“個人募師支教”這樣一種代價如此之高的方式呢？
“個人募師支教”的出現，事實上在拷問我們的社會回報機制。當我們指責“富人”“為富不仁”，對公益事業毫不熱心時，有沒有想過：“我們給了高收入者回報社會的機會嗎”？
首先，為什麼一些高收入者不願將錢捐給政府機構卻寧願“自立門戶”呢？問題就在于，高收入者對自己的捐款用途不放心。在政府主導的公益事業捐款中，少數貪污挪用的現象使政府民政部門的公信力大打折扣，使得一些高收入者不敢將錢捐給政府。另外，民政部門的捐款往往使用程序繁多，層層交接，而且使用情況不夠公開，高收入者自然也很難對自己的捐款用途放心。與其用捐款養肥貪官，當然不如多花點代價，選擇諸如“個人募師支教”這樣“自立門戶”的方式回報社會。
其次，為什麼不能讓高收入者和民間機構主導公益事業？現有機制下，公益事業一般由政府主導，民間機構和組織很難參與也很難成為主流。這樣的情況下，高收入者回報社會的渠道和方式都十分有限，要想自己建立合法的基金或其他組織更是難上加難，多數時候，高收入者只是公益活動的參與者，很難成為主導者或組織者，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們回報社會的能力。然而，一些國家和地區讓高收入者主導公益事業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美國的比爾·蓋茨、香港的成龍，他們都擁有自己的基金會，並利用自己的財力或影響力為社會募集和捐獻了大量的資金。
“個人募師支教”到底能走多遠？我敢提前下出結論——走不遠！因為這一模式有三大絕症：第一、老許勢單力孤，很難長期支撐；第二、教育是公共事業，現有情況下個人很難長期介入；第三、惠及面太小，影響力無法持久。然而，“個人募師支教”表達了高收入者希望主導公益事業，更加充分的回報社會的強烈願望，我們應該讓這種行為走得更遠，惠及面更廣。對此，政府是否應該好好反思一下當前的社會回報機制呢？(姜小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