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年偷價值數十元的鋼管扣件被追跳入池塘。當時現場有數百人圍觀，惟一出口被圍觀群眾佔住，小偷不敢遊上岸，怕遭暴打。小偷沉下去溺死了，圍觀者還在討論，這池塘有多大，有沒有200平方米？（1月31日《東南快報》）古往今來，見義勇為都應受褒揚。但是，如果我們只是籠而統之地提倡，而不向公眾作詳細的解說，那就是對公眾不負責任，因為在他們“追”死壞人的時候，會突然面對不曾預想的法律後果。
其實，“見義勇為”四字，字字都不簡單，連綴起來，更是一件復雜的事情。首先，什麼是“見”？我們看到的事態，不一定就是它真正的樣子；而我們在聽到“站住”、“抓壞人”的喊聲跟上去的時候，別忘了大師馬三立的相聲，大家圍追堵截的可能是一個“調完級了，不請客”的家夥。
其次，何謂“義”？雖說仁義公道自在人心，但在現代社會，“不義”往往指違法、犯罪，多數情況下雖可一望而知，但確有我們不好判斷的時候。生活中真有幫壞人打“便衣”的情況，也真有女賊利用熱心人金蟬脫殼的事例。
再次，什麼叫“勇”？勇不意味著草莽和擴大事端，更不意味著無謂的犧牲。要講究力量對比，要考慮雙方互動造成的手段失控。而這一切都不是猝然之間可以清晰判斷的。許多的小賊被追“急”了，逃跑變成了逃命，以致鋌而走險，傷人害己。
最後，怎樣去“為”？對于正當防衛或者抓捕現行犯，法律給了較寬的尺度，但決不是全面豁免。防衛過當，故意殺傷，都有可能踏入刑法的領域。至于這個“為”的底線，法庭上都爭得面紅耳赤，法學教授也智者見智，普通公眾更難把握行為的適當限度。
請別誤解，我不是反對見義勇為，只是希望人們在見義勇為時知道行為的法律意義。
圍堵小偷是見義勇為，但把他圍在池塘裏活活淹死而不施救，就可以說是群體冷漠下的“謀殺”。
不妨這樣設想：那些圍觀的、客觀上促成小偷死亡的人，晚飯後是否情願向家人承認自己當時的無動于衷？躺在床上睡不著覺，是否會有某種愧疚涌上心頭？我敢肯定地說，他們事後的感覺或者理性的聲音會告訴他們，眼睜睜看著別人絕望地死去，是殘忍的、不人道的。一個人生命的價值，不因其做了壞事而有所貶損。
從法律上說，那些將小偷追到池塘裏的人，對小偷有救助的義務，違背這種義務，構成一種“不作為”形式的殺人。由于自己的先行行為導致他人身處危難，能夠施救而不施救，最終導致他人死亡的，就是這樣一種殺人行為，而不論其先行行為是否高尚，也不論身陷危難者自己是否也有過錯。那只是責任分擔問題，不影響行為性質。
我們再做一個設想，假如讓所有的圍觀者進行一次表決，以決定小偷的生死，那會是個什麼結果？我相信，只要打破沉默，只要有人帶頭喊出理性的聲音，就會喚醒很多人的理性。表決的結果一定是“先讓小偷上岸，然後再依法懲處他”，否則就意味著我們在用一種大惡對付一種小惡。
我之所以對表決結果很樂觀，還因為在表決之前多半會給小偷一個陳述的機會。現在沒機會了，他死了。
同情，不是給予孩子、愛人和朋友的，那不是同情，只能算作本能，哺乳動物都有這種本能；只有對我們所不喜歡的人，甚至對不再為害的敵人，仍能寄予同情，才能算作真正的同情。飽有同情的民族，才是真正偉大的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