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敏先生“謹防富人搭窮人的便車”的提醒，使我想到了很早以前就接觸過的一個概念：富人之所以富，是因為賺走了窮人的錢。
賺窮人的錢，並不等于搭窮人的便車。如果說有搭便車的現象，那便車一定是政府的便車。正如湯敏先生所說，窮人沒有車。窮人坐的車，都是政府開的，只是富人鑽了空子，搶上了座位！
糧油漲價對農民來說是一個好消息，但對于城市窮人來說卻是個壞消息。種糧的人基本上屬于窮人，他們很希望糧食價格漲起來。但是消費糧食最多的人，其實都是窮人。所以，從市場的角度來看，農村的窮人要靠糧食賺錢，還得靠城市裏的窮人。要解決這個矛盾，市場是無能為力的，只能依靠政府。在農村，政府免除了農民的各種稅費，還發放了適當的補貼；在城市，則普遍實行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穩定糧價是以窮人的名義，享受成果的也是窮人，所以這可能是最好的關于窮人的政策。
但是，關于窮人的政策，更多的是以間接的形式體現的。政府福利要到達窮人那裏，必須要經過一個中轉站。正是在這個中轉站，富人們乘機上了車。
以汽油漲價為例。其實，人們反對提高油價，也很少是以窮人的名義，只是無法忍受石油企業壟斷經營的高利潤。但每次汽油漲價時，政府都會想到窮人。在城市交通服務方面，總會提到兩類車，一類是出租車，一類是公交車。所以，在批準提高汽油價格的同時，也會給的哥的姐們發一份補助，好叫他們不要提高服務價格。但乘坐出租車的人，並不能算是真正的窮人，這意味著，這部分福利直接被“轉”到了“富人”手裏。
真正的窮人，都在公交車上。為了穩定公交服務價格，政府也會以窮人的名義，給公交公司一份補貼。公交公司是壟斷企業，而且不斷以成本太高、虧損太大為借口，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漲價，可以想象，這份補貼到了他們手裏，能完完全全地體現在窮人身上嗎？想借助商人或者壟斷企業的力量，來解決社會公平問題，或者說解決窮人問題，那只能是一廂情願。
很顯然，在出租車方面，政府看錯了窮人；在公交車方面，政府看錯了企業。
在窮人與富人的政策上，更嚴重的問題，其實不是富人搭窮人的便車，而是政策對窮人的忽視。
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前幾年，很多鄉村都在集資修路拉電，從而使農民和鄉村機構背上了沉重的債務。許多人都把問題的症結一概歸于“政績”，但卻忽略了鄉村基礎設施建設長期滯後的現狀。這種情況顯然還沒有得到根本改觀。政府還在大量貸款修建高速公路，有些甚至是毀了剛剛修好的一級公路修高速。但鄉村道路建設，仍然在依靠民間的力量，籌集三五萬元，鋪一段砂礫路，不知要克服多少困難。
同樣，在城市，集中了更多的公辦醫院，而且競相攀比，結果是越辦越大，越辦越豪奢；而在農村，人們看病的地方，一個個都是私人診所，一個個也都奄奄一息。鄉村是窮人聚集區，而恰恰是在鄉村，窮人們不得不給自己提供基礎設施，不得不自己提供公共服務。
近幾年，經濟適用房差不多都成了流行語。從政府的角度看，經濟適用房是為解決窮人住房問題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但是，能買得起經濟適用房的人，其實已經算不上真正的窮人了。窮人急需的並不是有產權的房子，而是有房住就行。所以，真正適合窮人的房子是廉租房，但廉租房建設進展緩慢。而經濟適用房的所有優惠政策，都被房地產富豪和買房子的“富人”全部瓜分。
所以，在關注富人搭窮人便車的同時，更應該關注的是，什麼時候，政府才能為窮人開通更多的“專車”，像糧食直補一樣，把錢直接發到窮人手中。這更多的錢從哪裏來呢，毫無疑問，應該運用稅收杠桿，從最富的人那裏調節。買拖拉機的農民可以不繳稅，但買小汽車的人應該繳稅；買普通住房的可以不繳稅，但買豪宅的人應該繳更高的稅。
窮人是弱者，整個群體很難形成強勢聲音。更多的情況下，他們的聲音也要通過代言人才能得到反映。但代言人和中轉站一樣，有時並不能得到完整的傳達。比如公交漲價，基本上都是公交公司以成本太高為由提出，由政府組織聽證，但聽證會上，代表中有時連一個坐公交車的都沒有。而且，一些本來可以作為公共代言人的經濟學家，也鬼使神差，經常站在富人的立場上，向政府建言獻策。同樣，他們也常常是以窮人的名義。
但是，事實很多人都知道：農村比城市有更多的窮人，但農村的電費更貴，水費更高。城鄉結合部比市中心有更多的窮人，但城鄉結合部所享受到的公共服務，卻只有市中心的一小部分。于是，就形成這樣一個悖論：因為你是窮人，所以在很多方面，需要付出得更多。
有報道說，農村人的幸福指數要比城裏人高。這只能說明，鄉裏人比城裏人知足。一般來說，知足的人，“聲音”就少。政策的制定，往往會受到聲音的影響。這是窮人曾經被忽視的原因，也是窮人現在應該得到重視的原因。
以何種方式消除富人搭窮人便車的現象，是富人對政府“智商”的挑戰。對窮人的忽視，只會使事情變得更糟。（尚德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