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港”人和孩子們在一起
女兒辭世後很長一段時
間內，柯斌不時被“活著的意義”所困擾。
2001年春天，與白血病抗爭了4年的女兒，在她懷裏閉上了眼睛。她的腦子“嗡”地一下子空了。回過神來後，她緊緊抱住女兒，一遍一遍呼喚她的名字，親吻她的臉頰，但女兒再也未能睜開眼睛。那一年，柯斌51歲，女兒20歲。
這位當年插隊江西的上海知青，原本對未來存有許多美好的構想。比如，她希望女兒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學，以竟她因耽擱而未能實現的理想；比如她希望女兒有一個美好的家庭，一家人生活在一起，日子過得開開心心、熱熱鬧鬧。但這些理想，都隨著女兒的離世而破滅。
女兒離去最初的那些日子裏，柯斌經常幾天不梳頭不洗臉。她時而陰沉著臉，一言不發，對別人的勸慰置若罔聞；時而又對前來勸慰的人喋喋不休，抓住不放。她的情緒總是反復無常，忽而雷霆震怒，忽而又放聲慟哭。在街坊鄰居眼裏，原先那個性格開朗、衣著講究的母親形象再也看不見了。一些人私下甚至稱她“祥林嫂”，遠遠看見她就躲著走。但柯斌並不在意，她的生活只剩下回憶。她甚至“盼望死神早一些光臨”。
這樣的日子過了幾年，笑容才又回到了柯斌的臉上。她重新開始精心地打扮自己，該玩就玩，該唱就唱。
“女兒肯定是希望我快樂的。”柯斌說著，揚手整理了一下頭發，脆生生地笑了。她的玫瑰紅外套、橘紅色圍巾，以及淺栗色BoBo發型，讓她重新煥發了往日的光採。
這一切，都是因為有了“星星港”。
這些爸爸媽媽的世界只有灰黑白
柯斌這樣形容自己那段噩夢般的日子：白天，要麼盯著女兒的遺物發呆，要麼坐到女兒墓地講述周圍發生的一切；夜晚則躲進黑暗的房間，回憶女兒活著時的每一個細節。
其實柯斌所經歷的痛楚，每一個失去愛子的父母都曾經歷過。臖臖媽媽便是其中的一個。
當女兒被歹徒勒死在床上後，她從此一蹶不振，臥床不起，不借助藥物便無法入眠，身體迅速消瘦。有時，她會魂不守舍地走上街頭，在車流人流中尋找女兒，每看到一個像女兒的背影，便會追上去呼喚女兒的名字，有幾次，差點被飛馳的汽車撞著。為此，她的丈夫一刻也不敢離開，時刻守在家中。
她避而不見那些探望她的人，更不願見到有人領著孩子到她家。為了減輕妻子的傷痛，臖臖爸爸低價賣掉了市區的新房，搬到沒有熟人的郊區。他們將女兒的遺物存放在別處，斷絕了與過去所有的聯係。但即便如此，有時一個不經意的信息，仍能勾起這位母親對女兒不絕的思念。
“有一天，我聽到有人叫了聲‘媽咪’，和我女兒叫得一模一樣。我一聽就傻了，想再聽一遍，就沒答應，可惜再也沒有聽到。”臖臖媽媽至今說起來還在不住嘆息，“我好後悔呀，要是當時答應一下就好了。”
“我現在也好後悔呀！”在一旁忙活兒的趙女士聽臖臖媽媽說起女兒，放下手中的活兒，接過話茬兒說，“以前我們想著女兒以後的日子長著呢，就想省錢給她將來創造一個好條件，舍不得讓她吃讓她穿。現在女兒走了，什麼也享受不到了。真是好後悔呀！”
說著，趙女士的眼淚就掉了下來。臖臖媽媽遞給她一張紙巾，輕輕拍著她的肩。
趙女士女兒是2004年因病離世的。“女兒問我，媽媽，我會死嗎？我當時不知道該怎麼回答。”趙女士抽泣著說。
女兒走了，她與先生均辭掉工作，倆人“你看我，我看你，整日以淚洗面，一句話也不說”。哭累了，就打開電視，也不看，只為聽個響。吃飯也是有一頓沒一頓，“從來沒感覺到餓”。
有一次，趙女士到女兒生前治病的醫院買安眠藥，看到醫生，就想起了女兒，眼淚止也止不住。她上前告訴醫生：“我的女兒就是在這個醫院死掉的。”醫生一時語塞，脫口道：“我老媽也走了，一樣的傷心。”她一下失去了控制，拍著桌子大喊：“你再說一遍，我就和你不客氣。你老媽七八十歲了，我女兒才23歲，能比嗎？”
有關數據表明，僅上海，每天就有16~18個年輕人或幼童因各種各樣的原因死亡。這意味著上海每年便會新增6000多個喪失子女的家庭。如果按此比例推算，全國每年喪失子女的家庭便會數十倍地增加。
在獨生子女政策早已成為國策的今天，一旦喪失子女，對一個家庭的災難不言而喻。
福壽園(上海)公司常務副總經理伊華上小學的女兒曾有一次陪著媽媽和這個群體一起活動。她的熱情善良贏得了不少家長的喜愛，有人甚至認她為幹女兒。于是，每逢節假日，這個孩子便會給這些“幹爹幹媽”發短信問候。
回到家後，她女兒對她說：“媽媽，這些爸爸媽媽的生活太消極了。”後來她在作文中寫道：“這些爸爸媽媽的世界只有灰黑白，但世界是多彩的。祝願他們早日能從灰暗的世界裏走出來。”
終于，上海有了一個“星星港”。
